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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途八骏”与“文青官僚白居易”

2018-01-12 13:42:14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梦倩

  在讨论九世纪初翰林学士的重要性的时候,往往引用白居易的撰作作为例子,证据就是他在担任学士期间的大量诗文都没有体现出那种身处权力核心、仕途清贵无比的荣耀感,恰恰相反,不断出现的是一种疏离感和孤独感,和他积极参与议政,提供大量讽谏形成强烈对比。那么这种疏离感和孤独感究竟是一种自我塑造还是对这种身份地位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缺乏认同?

  2017年12月30日下午,“仙道与鬼道”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以“白居易:一位文学青年的官僚生成史”作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以“宦途八骏:唐代新型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路径与文化认同”作主题演讲。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妹尾达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古丽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探讨制度史和政治史在当前研究中的结合路径

  陆扬首先指出,在较为传统的国内隋唐史研究中,政治史与制度史占据着中心地位,但目前这种中心已经面临很多挑战,基于这一前提,本次工作坊聚焦于“宦途八骏”与“文青官僚白居易”两大主题,兼具文学性和制度史特色,试图探讨制度史和政治史在当前研究中的结合路径。

  刘后滨带来“宦途八骏:唐代新型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路径和文化认同”的主题报告,并从四方面解读:一是“宦途八骏”、“八骏群体”概念;二是“八骏”作为精英生成制度的路径构建过程;三是“八骏群体”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四是“八骏群体”的身份属性与社会等级再编制。

  刘后滨认为,陆扬提出的“清流文化”对理解唐后期的整体变化有重大意义,他的研究和陆扬提出的“清流文化”也有很大关系,引出“宦途八骏”和“八骏群体”两个概念正是为了作出呼应。“宦途八骏”出自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反映了封演本人所概括的一条做官升迁途径,包括进士、校书、畿尉、监察御史、拾遗、员外、中书舍人、中书侍郎这八个步骤。“宦途八骏”是特定精英群体的生成路径,也是身份认同的基准体系。“八骏群体”指的是以“八骏”为认同基准的精英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内、外部双重认同而构建起来的。这个群体是流动而开放的,更多体现在文化和价值的认同层面。

  在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刘后滨进而引出四个问题启发思考:其一,作为精英生成理想路径的完整表述及实际运用,“宦途八骏”最终出现在何时何种背景下?其二,这条路径构建的次序是从最高级环节开始还是从进士出身开始,是否相向而行?其三,“八骏”之间是否完全衔接,是否还需要其他环节(例如大理评事)链接?其四,若说“八骏群体”的核心认同取向是陆扬所指出的“文”,那么每个台阶在这个体系中的意义又是什么?

  关于精英生成制度路径的构建过程,刘后滨通过白居易的《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张九龄开元三年上疏,天宝九载三月十二、十三日赦,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赦节文等史料进行分析。在唐代制度和政治演进过程中,关键的变化节点发生在武则天开元之际,并最终逐渐形成了白居易在《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中反复申说的一套路径。

  刘后滨还列举了薛逢、卢生(《枕中记》黄粱梦境人物)、杨筹(检校户部尚书杨汉公之子)的仕途经历以及张九龄阻止牛仙客担任尚书的事件。通过分析以上材料,他指出,“宦途八骏”不是制度规定的精英生成路径,而是社会对官员升迁现象的归纳——这种归纳意味着社会对这些官职的认知及对路径的认同。进一步地,刘后滨在引出《新唐书·韦湊传》中有关韦湊的记载后指出,对官职的社会认同与任官者个人的背景和流品有关。通过分析《封氏见闻记》卷三《铨曹》,他表示,某个群体反对的声音也可能促成某种认同,文士之间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交游及文学作品的传播本身就是在构建这种认同。例如,沈既济对卢生理想仕途的描述,既是对精英生成路径的提炼总结,也反过来促进了政治精英的自我认同。

  最后,刘后滨就“八骏群体”的身份属性和社会等级的再编制制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唐代的旧门和新贵如何利用当时的选举制度和官僚体制?如何塑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使其反过来影响了选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发展进程?对此,刘后滨解答道:贞元元年及以后,进士及第成为新贵和旧门跻身精英群体的不二选择,且基本遵从“宦途八骏”的制度路径。为了尽量贴合这条路径,各种社会资源(如婚姻策略)都被调动起来。

  讨论环节,陆扬首先对刘后滨的报告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报告内容丰富,涉及唐代前期至后期的职官制度变迁,进而延伸出精英自我认同以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叶炜表示,“宦途八骏”是士人当官的理想,这种理想从北朝后期到唐代中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朝后期士人的理想是“功名马上取”。他还指出,目前,对“八骏”作为精英生成制度路径的构建过程还不够清晰,只勾勒了大致的变化。

  唐雯认为,转官在唐代前期并无特别明确的路径,在安史之乱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八骏”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士人实际的升迁路径与“八骏”的前几个步骤可能比较符合,但到后期普遍出现分化现象。

  孙正军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他指出,秦汉和魏晋南北朝虽然没有“宦途八骏”的相关文献,但从零碎的史料中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一些受到广泛认可的官职,如太常卿。此外,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官职存在很大的重复性,但官职地位却有很大差别。因此,他表示,“宦途八骏”这一路径是历经多朝长时积累形成的,非唐代一朝的沉淀结果。

  古丽巍认为,从理想化的“八骏”升迁路径到具体落实的制度规定,是有趣又值得探讨的主题。此外,她将唐宋选官制度进行比较后指出,在宋代的升迁标准中,门阀的因素在减弱,而科举、亲民资历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妹尾达彦以“仙道和鬼道:唐代士人仕宦情结的再考察”为主题进行评议。他提出一个问题:唐代新型精英的虚实是仙道还是鬼道?科举作为制度定型的时期在九世纪,此后,唐代进入科举社会。而科举社会的最明显特征便是能力主义社会。其原理可分为两种:一是依靠家族属性,二是依靠业绩。通过科举这样的业绩考试,合格者们创造了“科举合格者阶层”这一全新阶层。

作者: 编辑: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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