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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学碑学及杂学的不同源流

2018-03-21 10:09:25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孙晓飞 

  中国书法大致有三个传统:帖学、碑学以及杂学。

  帖学是中国书法传统的主流,原因在于“二王”的风格在唐宋两代成为美学典范。在王羲之所处的时代,道教盛行。书艺之所以广受追捧,是因为书法脱离了“写的功能”,成为可以传递“神谕”的载体,与道教的“灵符”相类,书法作品里面渗透着艺术家对神启的感悟。

  “帖学”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宗,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傅山说赵孟頫的书法有“媚气”,其实恰好点出了“帖学”的特点:雅致、高贵、飘逸出尘、有神仙之气。“帖学”之媚,还不应忽略王羲之的老师卫铄(卫夫人),这位女性导师身上的柔媚之气,与刚硬生涩的“碑学”拉开了审美上的距离。

  王羲之的声望在唐代达到高潮,唐太宗非常喜欢他的书写风格,据记载,在唐太宗临死的时候,要求将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兰亭序》与之一起下葬。

  唐代的“帖学”是以摹写的形式出现的。唐太宗命令当朝知名书家褚遂良、欧阳询、韩道政等人各摹数本,赏赐给太子、诸王和近臣。武则天、唐玄宗也都效法太宗,摹写王羲之的诸多名帖传世,我们今天仍然有幸能够看到王羲之的作品原貌,均得益于唐人。

  到了宋代,“二王”的书写传统正式成为一个流派即“帖学”。992年,宋太宗下令将419件前代著名书法家存留下来的纸笺和书信等摹刻成木板,再以上等徽墨拓印,汇成十卷《淳化阁帖》,所收珍藏大部分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传世的上佳之作。

  《淳化阁帖》印刷有限,只分送给宗室及大臣,因此,在宋太宗时代都极其珍贵。但《淳化阁帖》的问世,还是让部分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摹学与临写,得以体味“二王”的书法精髓,并使之成为一个书法流派。

  宋代刻成的《淳化阁帖》,被誉为中国法书丛帖之祖。

  有宋一代,书家辈出,“苏、黄、米、蔡”各有千秋,宋徽宗的“瘦金体”与宋高宗的“思陵体”,也均追摹者多多,但追溯艺术源头,均出自“帖学”。其后,江山代有人才出,不断变化与革新,让“帖学”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绝对主流。

  二十世纪书坛泰斗沙孟海说,“帖学”的特点是“以晋唐行草小楷为主”,自有其学术价值。依照他的逻辑,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也是“帖学”的一部分。但这个分类其实并不准确,楷书并非来自于“二王”的传统,因此,不能归类于“帖学”之内,汉隶与唐楷、魏楷是下面要介绍的“碑学”的主要特点。

  “碑学”的发端,仍然要追溯到宋代。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但有些古文已经不存于纸,他只好踏访荒冢孤坟,在前人留下的墓碑上寻找遗存的断章残篇,并费尽心力拓印下来。历经二十余年,欧阳修共收集了约一千件古碑拓片,他将厚厚的拓片装裱、捆扎,命名为《集古录》。

  欧阳修认为宋初的书法艺术“渐趣苟简”,但唐代的碑铭,书写者虽然多为“碌碌无名子”,“然其笔画有法,往往今人不及”。欧阳修说这话的时候,“帖学”还没有成为显学,因此,他对宋初书坛的失望与差评,或许可以理解。

  后来,“帖学”在宋代一花独放,欧阳修与他的“碑拓”,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碑学”真正成为一个流派,是在清代。清初,由于异族入主中原,书坛开始了新的审美转向,以傅山为代表的一批书法家有意识地开展了“访碑运动”,籍此怀念前朝,并通过书写的方式,创造不同于清朝主流审美的野逸风尚。“访碑”,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表达着遗民们对前朝的怀念。一时间,“碑学”悄悄兴盛起来。

  “碑学”的特点,是尚汉隶。厌弃唐楷的傅山,在晚年书风开始取法篆隶,有了“支离神迈”的审美追求。有清一代,大批“碑学”名家涌现,阮元、何绍基、邓石如、包世臣、唐有为等人引领风尚,成为当世名家。

  康有为认为“碑学”指“北碑、汉篆也”,其实这是对古文字学的认知有误。虽然秦朝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但由于书写繁复,隶书在秦成为民间主流的书写方式(后世出土的秦代简牍上多是隶书)。

  因此,康有为所称的“汉篆”,在“碑学”中并非主流,只在“汉碑”中偶或出现。将它归类为“碑学”之中,十分勉强。而康有为所说的“北碑”(即“魏碑”,它们多为北方刻石匠所书,民间味道浓郁,并带有游牧民族放纵不拘的特点),并不是清代“碑学”的研摹对象。“碑学”古朴奇崛的传统来源于汉隶,而不是其他。

  晚明,以“怪怪奇奇”为美的时尚趣味,极大地影响了书坛,吸收了秦篆元素的“杂学”,在“帖学”的雨水滋润下逐渐壮大。“杂学”仍然以“帖学”为宗,但大胆地引入新的艺术元素,力图产生新的审美风格。董其昌一生研习“帖学”,宗法“二王”,斗妍赵松雪,但因其追慕怀素,对书写大草颇有心得,渐渐跳出“帖学”的藩篱,成就了独特的个人辨识度。董其昌的书法以“生”和“奇”为特点,引导了晚明的书法继续走向“不齐不整”“欲飞欲舞”。

  到了王铎,虽然他一生同样尊崇“二王”,但却有着强烈的书写焦虑,怀负超越张旭、怀素的梦想,在书法美学上冀望“李斯之后,直接小生”。王铎独创的“涨墨”风格,形成了中国书法美学新的意趣。

  “杂学”有别于“帖学”与“碑学”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受到篆刻和汉隶的影响,对古文字的兴趣引致书法艺术家们把目光遥望到更久远的古代,在古意上创新。而随着明万历年间,东汉隶书重要作品《曹全碑》的出土,更加深刻地影响了“杂学”的发展。直追秦篆、汉隶,并从中获得文化滋养,书法作品中冷僻字、异体字夹杂其间,成为“杂学”兴盛的标志。(孙晓飞)

作者: 编辑: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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