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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1927,血泊奋起

2018-07-10 10:50:55 来源:北京日报

  

  插图/傅堃

  1927年的中国,风刀霜剑,群芳凋零。

  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满怀着热忱和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开启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烽火未息,国民党反动派就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诸东流,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失败的大革命,亦是中国共产党人认清革命目标的新起点。

  这一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奔向南昌,拿起了枪杆子。

   中国革命的“苦力”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

  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后来提到国民党“一大”时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我们帮他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曾出了一部《国军政工史稿》书,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当年国共合作:“中共分子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无论怎么看,这些话都更像是在夸奖中共肯吃苦——事实上就连共产国际派给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也说:“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甘为革命的苦力。中国共产党人,是那样满怀希望和理想,热情地加入国民党,将国共合作视为革命的大道。那时的国民党,确实有着和共产党相同的时代目标: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东征,工农运动蓬勃兴起……

  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省、市一级的地方党部日渐健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得到了实质的锻炼。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英才辈出的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回国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派他回国负责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的大力推荐。张申府一共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共产党员,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

  26岁的周恩来英气逼人,朝气蓬勃,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着手改革。他参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时,他注重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政治课,聘请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熊雄、叶剑英等人担任政治教官,请毛泽东来军校教课。

  那时的周恩来,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黄埔学生虽有国共之分,但周恩来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敬重。1926年4月,在周恩来受“中山舰事件”波及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时,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却不避嫌,前去送行。虽然他年长周恩来3岁,仍称周恩来“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为蒋介石留不住这位杰出人才而惋惜。

  周恩来的努力,使原来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很快就做得有声有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都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而周恩来制定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得到了大力推广。

  1927年,北伐开始,北伐军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让这支军队区别于“当兵吃粮”的旧军队,有了最基本的目标和信念——打倒列强、除军阀。国共分裂后,大量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人离开了国民革命军,也带走了这支军队的灵魂。由黄埔军校校长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虽然借此收罗了大批称其为“校长”的嫡系门生,却让这支军队倒退回了忠于某个人的旧军队之路。

  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苦力”,也是革命的“马前卒”、“急先锋”。

  北伐军中,叶挺独立团是个“另类”。说其“另类”,不只是以团长之名冠名的独特番号,更在于其领导机制。北伐军普遍是由国民党人掌握军事领导权,共产党人则在部分军队中担任辅助性的党代表,负责政治工作。唯独叶挺独立团,团长叶挺是一位共产党员。

  1925年,叶挺从苏联回国,正逢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将领陈铭枢、张发奎邀他加入军队,30岁的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团长就要当独立团团长。口气虽大,却不狂妄。

  叶挺的履历很有分量。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陈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他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孙夫人脱险受到特别嘉奖。

  但军阀混战、百姓受难,让叶挺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1924年,叶挺辞去军队职务,到苏联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经同班同学聂荣臻、王若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初上北伐战阵,叶挺独立团驰援湖南安仁,以一团之力击溃了敌军六个团,一战成名。自此叶挺独立团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锋,从湖南杀入湖北,战无不胜。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破吴佩孚的最后要地武昌。武昌之战前后拉锯了1个月,打得异常艰苦。第四军各师、团均成立了奋勇队(敢死队)。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登城强攻时头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经此一役,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更是以团长之职破格晋升为少将,被誉为“北伐名将”。

  攻克武昌后,叶挺独立团收殓了攻城战中遗留在城下的尸体,在武昌附近的洪山建立起一座宏大的烈士墓,碑文上刻上了曹渊等191位烈士的姓名。墓碑的右边,还刻上了四句话:“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

  最后一句,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开始不同意写上,“太红了”。叶挺则坚持说:“在肇庆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太红了,当时我说要红才能打仗,现在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经过斗争才写上的这句碑文,最清楚地说明了叶挺独立团官兵的奋斗目标,也表明了部队的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只有这么一个团的军队,却已经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她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这也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最初的基础。

  两年后,朱毛会师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支红军却以“四”为番号,沿用的正是“铁军”之名。

  十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陈毅起草的《新四军军歌》,第一句歌词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作者: 编辑: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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