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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歧路,挺立英雄

2018-07-11 09:17:25 来源:北京日报

  

  插图/傅堃

  砰!砰!砰!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连续三声枪响,南昌城内各处起义军应声而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随后,22000余人的起义队伍南下,计划“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再举北伐!”

  刚刚诞生的队伍信心满满,谁也没有料到,仅仅一个多月后,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他们险些夭折——主力部队损失殆尽,朱德领导的“断后”部队成了四面楚歌的孤军。

  前进还是撤退?放弃还是坚持?留下还是离开?每个人都面临选择。

  南昌起义失败后,最终有八百余人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他们保存住的革命火种,从此再未熄灭。

  “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1927年10月初,拂晓,浓雾笼罩了一切。

  朱德率三千人据守三河坝,和国民党钱大钧部的两万大军已经血战了三昼夜。数天前,南昌起义的部队在这里分兵:周恩来、贺龙等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朱德率部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

  兵力悬殊,但朱德部决死一战,生生把潮水一样的敌人挡了三天。阻击任务完成,部队撤离,南下追赶主力。

  可他们迎面遇到的,是从潮汕突围出来的仅剩几百人的起义军——南下的主力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已被各个击破,起义领导人失散,下落不明。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

  犹如冷水兜头泼下,断后部队再也没有和主力会师的机会,他们已成南昌起义部队最后的孤军。

  此时,距南昌城的胜利刚过去两个月,起义军所有的运气仿佛消失殆尽了——

  8月5日,两万三千人的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准备夺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战争。

  第二天,部队刚离开南昌,打先锋的蔡廷锴就率部“叛逃”,一下子带走了6000人。

  在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中,蔡廷锴地位特殊,他并非共产党员,对共产党也并不了解。因为与叶挺私交甚厚,种种机缘巧合下参与南昌起义。事起仓促,虽然身在南昌起义领导人之列,蔡廷锴的打算却是“待机定进退”。

  蔡廷锴成名于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却转而投身蒋介石,后来参与“围剿”红军甚为出力。“一二八事变”中,蔡廷锴率十九路军抗击日寇,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再后来蔡廷锴又举事反蒋,被蒋击败后无兵无权,最后以反蒋联共的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协会议。

  蔡廷锴在政治上的反复变化,其实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他们坚定跟着共产党人走,是无法办到的。

  其实,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中,不光蔡廷锴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的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也还没有入党。

  贺龙青年时“两把菜刀闹革命”,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两把菜刀起家,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到1927年,贺龙已是第二十军军长。

  仗越打越多,官越做越大,贺龙却越来越迷茫。“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一片乱糟糟。大小军阀各占一方。”“我走的路子对么?”贺龙问身边的参谋。

  参谋刘达武回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在摸夜路呀。”

  “摸夜路”的贺龙,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光。1959年1月,贺龙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时回忆说:“1927年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上庐山,要么去南昌。我主意已定,就是跟共产党走。这时敌人来拉拢我,送来金条银洋。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7月28日,贺龙见到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听了周恩来关于起义的基本计划后,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满意地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第二天,贺龙向官兵宣布:“昨天晚上我入党了。过去我们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打富济贫,扶弱抑强,替老百姓平冤出气,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现在我知道,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社会,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大家要明确这个远大目标,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如果大家愿意入党,我来当介绍人。”

  没想到,年轻的共产党和这位新党员,很快遭遇了严酷现实的考验。

  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再加上战略战术的失误等种种原因,南下的起义军最后遭至失败。

  10月2日,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一行几百人,到达了普宁县的流沙镇。第二天,叶挺和贺龙分别带着为数不多的部队赶到了这里。中共前敌委员会在路旁的一座小庙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南昌起义领导机关的最后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失败情况下的善后会议。

  “我要卷土重来”

  流沙会议召开时,南下的起义部队仅剩一千余人。

  据当时刚刚加入共产党的郭沫若回忆,周恩来此时是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的,正发着高烧。“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此时,周恩来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南昌起义的主力中,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及叶挺独立团扩编后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乃至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都是久经战阵的军队,战斗力不可谓不强。然而在南下途中,有的可以轻易脱离起义部队,有的成建制投降,有的一战击溃、走走散散……归根到底,是这支部队还没有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

  最初单独领导军队的共产党人,吃了这次大亏,在“十分痛心”之后,痛定思痛,也总结出了重要的经验。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支部建在连上,以党的组织不是以长官个人掌握部队等,可以说都是由这类教训而引发出来。

  周恩来又讲了前委已经大体商定了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应尽量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非武装的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叶挺的心情同样沉重。在周恩来简单地报告完后,他接着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则坚定地说:“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还有人没来得及表态,村外山头上发现了敌人尖兵。

  会议匆匆散了,起义领导机关分散突围。

  此时,周恩来发烧已至40度,由担架抬着走在队伍后面。

  离开流沙刚走了不远,突然路边枪声大作,国民党军从起义军队伍中间冲了过来,一下子把部队打乱。由于新败之余,士气大受影响,“兵败如山倒”。

  聂荣臻事后回忆当时的场面说:“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

  这时,周恩来仍在发高烧,连稀粥都不能喝。在昏迷状态下,他还在嘴里喊着:“冲啊!冲啊!”

  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人也跑了。叶挺和聂荣臻临时抬起担架。他们仨只有一把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是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老朋友杨石魂找来了一艘船。聂荣臻回忆:那条船,实在太小。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用绳子把自己拴在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在茫茫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一夜,好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杨石魂马上派人把周恩来背去治疗。叶挺、聂荣臻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广东省委。此后,二人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

  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彭湃夫妇则一同转移到陆丰县。到了那里,彭湃找到了自己领导的农军部队,就留在那里斗争,同时派人送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自己怀孕的夫人许玉庆从神泉港乘船到香港。刘、贺、林三人。再从那里转赴上海找中共中央。

  “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与部队失散,几经辗转也到了香港,转至上海。

  在中央安排下,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先后到苏联学习。刘伯承于1930年回国,后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之职。吴玉章长期在苏联和西欧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回国。林伯渠则在上世纪30年代初回到中央苏区,又干起了老本行,主管中央苏区的财政,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

  贺龙到达上海后,中央原本也是安排他去苏联学习,可是他的态度一如在流沙会议上的表态:“我不甘心……我要卷土重来”,坚决要求回湘西老家再拉武装。

  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前去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据李维汉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他表示不愿意去莫斯科,要回湘西。我说,你怎么能回到湘西呢?武汉和长江你很难过去。他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他还说,我会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

  翌年春天,在地下党的护送下,贺龙通过了桂系军阀严密控制的武汉,接着自己返回了湘西桑植家乡,马上通过旧关系拉起了几千人的武装,又打出了一个“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号,开辟了著名的湘鄂西苏区,成为全国几大红色根据地之一。这是后话。

  在南昌起义领导机关“胜利大逃亡”的同时,在粤北山区艰难跋涉着的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即奉命完成阻击任务的断后部队。

  南下部队被打散、起义领导人失散的暗夜里,浑天黑水疾风泣雨,凄惨无比。孤立无援的断后部队,最后一星南昌起义的火种,面临的是比主力部队还要绝望的处境。

  这支队伍的带路人,就是朱德。

  “我要坚持到底”

  朱德,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深受爱戴的总司令。而在三河坝之前,他都不在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之列。

  甚至连入党的过程,朱德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朱德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讨袁战争、护法战争等,在旧军队中资历甚深,1917年时就已经是少将旅长。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朱德还是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早已衣食无忧、享受高官厚禄的朱德,拒绝了滇军老友、军阀杨森的热情邀约,拒绝了军阀师长的高位,决意去找中国共产党。

  朱德先到北京,想拜会李大钊。不巧,李大钊不在北京。朱德转而赴上海,找到了另一位著名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没想到,陈独秀拒绝了朱德的入党申请。陈独秀认为朱德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党也不了解出身旧军阀的朱德。

  碰壁之后,朱德很沮丧。他后来回忆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短暂的伤感过后,朱德打听到中国共产党有旅欧支部。在国内千里迢迢的入党之路遇阻,朱德决定万里迢迢去欧洲寻找党组织。朱德先到法国,又到德国,终于在柏林圆梦入党。

  朱德入党后在柏林学习,不久被驱逐出境,他又转至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朱德也只是一个配角。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南昌起义总指挥前委书记周恩来,前委委员里面有张国焘、李立三、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甚至郭沫若都是前委委员,朱德却不是。

  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的时候。

  主力南下作战损失殆尽,领导人失散,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奄奄一息。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抱有希望的烂摊子。

  朱德率领的这支断后队伍,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陈毅回忆当时朱德所面临的状况:“当时是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队伍,都无力进行战斗了。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也没有心思打仗”“完蛋了!二十军和二十一军都失败了”。

  更严重的是,一些从南边跑来的官兵讲:“主力都散了,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我们也散伙算了。”还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再度出卖了革命,而且与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联成一气,势力大得无法抵抗,因而指责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是不折不扣的冒险主义。

  这些情绪极大动摇了军心。

  朱德不得不在行军途中,不断与他们辩论:“我们还有人,还有枪。有人,有枪就有办法。”

  队伍勉强没有散。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作者: 编辑: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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