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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以仁道引领“文化”,以理性建构“社会”

2017-09-12 10:43:31 来源:ifeng.com

  中华文化固有的人文价值能够从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中,也从飞速发展的科学与技术中,不断地汲取理性的合理性,从而不断地得到拓展和提升,它就完全可以走到科学理性的前面,引领文化并对社会的理性建构发挥价值导向与规范作用,这也包括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的批判、限制与消解。

  9月10日,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建院20周年之际,举办“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端学术论坛,以下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曙光在该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今天是中华文化学院20周年的院庆,中华文化学院也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应祝贺;又是学术会议,则要讲学术。贵院拟定的“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会议主题已经将这两方面很好地关联在一起。“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大类型,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就。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是“文化”,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社会”。文化与社会都是很大的概念,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给予全面的理论阐发,而是直接从学界早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出发,就会议主题的要求提出一些见解。学界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基本共识是,文化与社会都是人类在参天地赞化育的生命活动中形成的自身的生存方式,所以它们相互通约、相互渗透,不能截然二分。但就其区别而言,文化是相对于人类本能而言的价值与意义系统,社会则是相对于人类个体而言的组织形式及制度体系。打个比喻,文化是人类社会的软件或灵魂,社会则是人类文化的硬件或机体。基于这一共识来思考会议主题,我认为要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应当明确这样一个观点,这就是“以仁道引领文化,以理性建构社会”。

  产生于先秦的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出仁民爱物、持过中道、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即以孔子的“仁”道作为思想引领的人文文化。这一人文文化从中国人生存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出发,执著于人的生命的充实与圆满,天人关系与人己关系的和谐,由此而将终极关怀寓于人的现实关切之中,不作此岸与彼岸的二分,也不主张排他性的一神崇拜,对各种宗教或价值取多样统一、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对社会上各个层级的成员进行教化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化解着各种思想文化的异质性和对抗性,将其转化为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从而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显然,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近现代的转换与发展,对于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养成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矛盾的调解与文明提升,也起到了范导的作用。至今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而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华文化的“仁道”内核。仁道之“仁”,出于现实的人而又高于现实的人,将人在其生命活动中开显出来的,有益于群体合理合情地生存的优秀品质,不断地加以摄取,以文字符号的形式给予肯定和认同,从而引导出中华民族重视“人伦日用”,并且“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文文化、生活文化,并由此成就了中华民族“可大可久”的历史。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曙光

  诚然,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客观上存在的差异与竞争,表明中西文化既有类型上的重大区别,也的确有属于传统与现代的时代性差异,所以,我们才要在引进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时,提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任务。而这同时也就说明,中西文化并非扞格不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进入中国,除了当时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的要求,正是儒家所接应的,即儒家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和主要由它所培养出来的中国士人“担当天下”的精神,发挥了欢迎、理解和接受的作用。我们相信,从华夏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的56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不仅愈加丰富、博大,而且愈益赋有时代文明的内涵。

  那么,何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不仅中西对立,而且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也陷入尖锐对立?显然,根本性的原因,一是我们过去未能将政治与文化做适当区分,这当然与历史上的统治者最大限度地把专制政治与儒家文化加以整合密切相关,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在反皇权专制时,也往往反儒家文化;二是对现代与传统却做出二元对立的理解,似乎传统完全成了包袱,成了绊脚石,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结果,文化遭遇严重破坏,人的心灵被严重地扭曲和荒漠化。实践证明,社会可以进行结构性革命,以便打破既有制度对社会成员的桎梏,使他们按照自己的能力与愿望重新组织起来;文化则只能在传承下推陈出新,从而持续地对人的本能给予教化,对人的生活给予价值规范;如此也才能在社会变革时期,减轻分娩的痛苦与社会的震荡,让广大社会成员怀抱希望,持守道德底线,不至于严重偏离文明的轨道。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从君主专制的农耕社会转向人民共和的工商文明主导的现代社会,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亦即孙中山先生七次手书的“天下为公”的理念,和中国共产党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初心。然而,现代社会的出现,并非单纯依赖于人们美好的愿望,它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尤其是世界市场发展的要求,并必定贯穿着人与人的分化与整合、竞争与合作,其中不合理的甚至恶性的行为,要通过文化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关系的调整与规则和法律加以整饬和解决,而合理的和良性的分化与竞争,则必须加以肯定。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理性与理想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的理想。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人们只有在“物”(商品)的基础上获得普遍独立,并形成多方面的社会联系,充分地实现人的社会化与个体化(个性化),人类才有可能既告别国家主义,也告别原子式个人主义,建立起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即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认为必须“理性”地或“科学”地看待社会、建构社会的理据之所在。

  经过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运动,我们已经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以人文价值为显著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性”是相通的、一致的,但与其“科学性”却有一定的距离与隔漠。我们过去数度陷入乌托邦困境和灾难,根本的原因在于“左”的和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但文化传统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的原因。从华夏传统文化走向现代中华文化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过程来看,它的人文价值在获得提升的同时,也极大地吸取了现代科学理性的内容。所以,事实上,中华文化的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并未因为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而相互排斥,人的生活是多维多向的,人们的文化也必定是多维多向的。并且,我们能够观察到,中华文化人文价值的提升与其科学理性的增强,这两方面也是互为助益、互为因果的。只要这一进程能够持续下去,中华文化固有的人文价值能够从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中,也从飞速发展的科学与技术中,不断地汲取理性的合理性,从而不断地得到拓展和提升,它就完全可以走到科学理性的前面,引领文化并对社会的理性建构发挥价值导向与规范作用,这也包括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的批判、限制与消解。而儒家的仁道恰恰具有内在的整全性和开放性,所以我们主张以仁道引领文化,以理性建构社会。谢谢大家。

作者: 编辑: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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