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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里的年轻人

2019-03-24 16:03:36 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杨书源

  保护区为何留不住年轻人才?这是刁鲲鹏写的文章标题。今年2月,这样一篇关于环境保护的网文,毫不躁动,理性分析,却出乎意料地火了。

  1989年出生的刁鲲鹏,在白熊坪保护站实习、工作共10年。2014年他从中科院硕士毕业,攻读领域就是大熊猫研究。

  大熊猫,在四川唐家河当地人的土话里叫“白熊”。但即使是在这个以大熊猫栖居地闻名的白熊坪保护站,也并非每位工作人员都见过大熊猫。任白熊坪保护站站长的刁鲲鹏说自己“见过那么几回”。

  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由林场改建成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为国家级保护区。目前,我国有47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14年起,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共建共管位于保护区最深处的白熊坪保护站。这个站点成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公益型保护站,建站初衷就是拓展科研与保护之间的桥梁。从此,从不同城市慕名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人来得多,走得也多。刁鲲鹏对记者说,他似乎仍未找到明晰的答案——保护区究竟该怎样留住年轻人才?

  “与天地自然做邻居”

  动物医学在读博士潘世玥曾在白熊坪保护站工作过一年,只见过1次大熊猫。那一次,被送来救治的大熊猫平平“快要不行了”。

  1992年出生的潘世玥在保护区的身份是“研修生”,这是刁鲲鹏担任站长后在白熊坪首创的志愿者机制,即保护站公开向全社会招聘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全天候驻站一年。“因为从入职的那天就已经定下了离职的日子,所以研修生不需要考虑上升空间,也不用纠结编制问题。”刁鲲鹏觉得,他采用的是反其道而行的模式——既然保护区留不住青年人才,三五年之后就集中离职,那索性吸引人才、成就人才,而不刻意“留住”人才。

  白熊坪保护站招募研修生的帖子,文字活泼——“与天地自然做邻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里海拔1868米,人迹罕至,坐拥天然氧吧,盛夏的时候没有酷暑”……说的都是保护区的好,清苦却透于字里行间。

  保护区管理处2017年入职的年轻姑娘陈诗颖说自己真的是哭着进山的。坐在一辆座椅颜色斑驳的城乡大巴上,望着满眼的山,情绪很低落,这和她想象的“省厅级事业单位”不一样。

  上班忙得连轴转,可回到宿舍,盯着天花板,印入她脑海的就是几句话:以后的婚姻怎么办,交通医疗怎么办?陈诗颖给自己想了一个消遣办法:在网上大量购入各种类别的书,甚至包括教学公文写作的书。她还特地搜寻了一些专门教人“在孤独环境里成长的书”。

  记者采访那几日是晴天,白熊坪保护站的漏雨屋顶正在抓紧翻修。那是一座2层小木楼,一楼门口堆着取暖的炭火,几块太阳能发电板排得整整齐齐。刁鲲鹏忆起他来保护站的前几年,全靠水力发电,一到冬天河里结冰常常断电,一断电就是两三个月。即使是有电的日子,保护站里也带不动大功率制暖电器,二楼连煤炉这类取暖设备也没有。“山里最冷时,零下20多摄氏度,取暖全靠抖。”他笑着说。

  如今,保护站装上了WIFI信号,只是手机信号仍很弱,站里的人笑称“这里能上网,不能打电话”。

  “大部分保护区都是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然而,壮美的大山大河也意味着荒凉与偏远。有时,为了尽量减少干扰,一些关键保护区刻意不修公路,在这样的地方,物资补给只能靠马驮,人员出入只能靠走。”刁鲲鹏在他的《保护区为何留不住年轻人才》中写道,“2012年到2014年间,我在一个保护区搞野生大熊猫研究,我们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公路有9公里山路,走到公路之后,再到最近的城镇也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保护站站员们每20天轮休一次,我们研究人员为了减少路上的时间损耗,2个月才出一次山。”

  在这个几乎人人进城的时代,年轻人要在远离城镇的深山中坚守,自然很苦。

  然而,不怕清苦,这就够了吗?

  “动物才是主人”

  “你们来保护站做志愿者,是想通过这个经历获得什么?”在研修生笔试后的面试中,刁鲲鹏问了面试者同一问题。

  为申请相关专业研究生积累项目经验,或为以后从事相关行业打基础,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答案。而不能接受的答案是什么?曾经有位研修生申请者,来保护区居然是为了“安静避世,排遣苦闷”。

  潘世玥参与的那次笔试、面试之后,留下了4位候选者。刁鲲鹏把4个人都带到保护区“预适应”,这是最后一轮的淘汰。

  “这里不是动物园,不要对保护区里的动物产生猎奇之心。我们是这片自然的客人,动物才是主人。”刁鲲鹏来镇上接4个人的第一面,在一家散发着花椒油香味的小菜馆的露天塑料椅上开了第一课。素来随和的他,脸上没有笑容。

  和潘世玥同届的另一位研修生晓鸥记得,她第一次进入保护区时,车子一直颠簸在碎石路上。她困惑为何不在保护区里铺上平整的水泥路,刁鲲鹏的答案具体细致——水泥路地面昼夜温差过大,如果是在夏季温度最高时段,昆虫爬到水泥路上会被烤干,另外也是为了防止到了晚上大型动物趴在水泥地上睡觉遭遇低温侵袭。

  后来,潘世玥她们感受到了这几乎是保护区运作的“黄金守则”。比如保护区附近的人居之外都不设围栏,可避免人为的遮挡物阻碍动物的行进路线。即使是在游客汇集的唐家河大酒店,也是如此,在无处不在的入住提示上都写着警示语:“夜间有羚羊出没,请勿单独出行;出门请关紧门窗,以防猴子进入。”

  唐家河并非是全封闭的自然保护区。它分为3个地带:实验区、缓冲区、核心区。从实验区到核心区,有4道闸口,防止游客闯入高海拔动物栖居的核心地带。

  深夜,驶向保护区的车上车窗紧闭,保护站的顾伟龙把车开得很慢。“进保护区该注意些什么?”记者问刁鲲鹏。他轻描淡写玩笑了一句:“只要不被400公斤的牛羚用角顶伤了就行。”

  1989年出生的顾伟龙从医学院毕业,他来保护区时开来了私家车,换上了最坚实的底盘,但依旧无法一路爬坡开进保护站。一年下来,他开车的公里数从10万公里变成了现在的近20万公里。

  潘世玥她们在保护区“预适应”2个月后,4人中的一位女孩被劝回。理由是女孩有些内向,和其他人沟通不多,这很可能成为日后野外工作的不定时炸弹。

  保护区有前车之鉴——在第一批研修生中,曾有一位寡言少语的男生,在一次集体活动时独自留在站上,夜晚又违反保护站出行规则独自上山散步,之后也被劝退了。

  团队合作精神,在这片深山中,也属于“必备技能”。

  “局外人”

  白熊坪保护站所有人在巡山路过草甸时,都要带上一根长棒子敲敲打打,正所谓“打草惊蛇”,用以避免毒蛇突袭。

  这是保护站4位本地工作人员教的。副站长杨俊有些兴奋地对记者说,包括他在内的4位本地人,其中3位都当过兵,每次巡山速度是其他人的3倍,“在体力方面,他们肯定不如我们”。

  “他们”指的是刁鲲鹏和一批批来自城市的研修生;至于“我们”,则是早于刁鲲鹏他们进入保护区的管理处临聘人员,没有正式编制。

  的确,没有谁比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更熟悉保护区的土地。每一次巡山,通常都由一位本地队员沿着野生动物留下的模糊脚印向前,刁鲲鹏他们则跟在后头,兽迹一点点被这一小队人马开拓为人迹。

  巡护任务听上去并不复杂——57平方公里的站点范围,包括7条日常巡护线路和11条季度监测线路的巡护,日常线路需要2位站员带着干粮走一个白天,而季度监测线路的巡护动辄要在野外两三周。

  然而,在上山之外,本地工作人员多少觉得和外来的城市青年有些距离感。生活琐事,也时有摩擦。本地队员都有早起吃早餐的习惯,但一些外来年轻人没有早起习惯,早点被浪费,本地队员心有不快;轮流做饭时,有时大学生们“鸡蛋饼里的鸡蛋打得太多了”,本地队员也会有些心疼。

  每当微妙的分歧发生时,刁鲲鹏总是对外来者提出要求:不要当面冲突,凡事多忍让。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人和外来者彻底融合?或许是从一只受重伤的斑羚开始的。

  2015年,保护区一位村民来电,说是唐家河大酒店附近发现一只斑羚在沟边一动不动。等保护站的人赶到时,斑羚已经因为体力透支前肢跪下。一行人把斑羚带回保护站,潘世玥初步判断它得了肺炎,为其注射抗生素。然而,这只斑羚依旧没有挺到天亮。

  从那以后,各站的工作人员不管在哪儿遇到受重伤动物,都会带去白熊坪保护站医治。这一场场救治,逐渐改变了本地队员的观念。曾几何时,无论是他们的父辈,还是他们年少时,都以打到稀奇猎物为谈资。即便成为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也从不认为野生动物受伤是需要医治的。

  当地人渐渐明白了,刁鲲鹏他们爬山比不上自己,却在做着“对保护区有用的研究”。

  这个老牌保护区的本土生活常识和思维惯性,在这群“局外人”的融入中发生改变。

  “年轻人10个里有9个想走”

  “选择离开保护区,不仅是因为自己研修生期限已满,还因为我不知道留在保护区凭借自己的能力再为动物多做些什么。”这是潘世玥的困境。

  研修生即将期满时,潘世玥被一个问题问倒了。提问是:对于一个保护区而言,究竟个体保护还是群体保护更有意义?

  那是一场白熊坪保护站研修生在成都举行的“毕业分享会”,提问者是一名生态学专业的学生。

  潘世玥记得,她救助过一只后腿几乎残疾的豪猪,由于保护区当时动物救助水平有限,需要去城里的宠物医院。可保护区领导斟酌再三还是决定放弃治疗,原因是:豪猪的动物保护级别不高。换句话说,救助一只豪猪对于维护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意义不大。

  “作为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我当然应该去救治每一个个体……”潘世玥渴望自己站在更高处去理解并换位思考,却发现很难做到。

  不仅是这些年轻的研修生们,就算是在保护区管理处和风景区管理局获得正式编制的年轻人,在这处封闭环境中,也有自己的精神困惑。

  “现在保护区无论哪里电脑坏了,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很多人误解我和镇上电脑维修店老板的工作差不多。”在保护区信息中心分管信息化建设的吴澜今年29岁,是四川人。他刚考进保护区时,在领导支持下大胆创新,单枪匹马建起一套在当时保护区体系里颇为先进的工作数据监测系统,不少外单位的人都组织学习。但这几年,一成不变的系统维护生活让他觉得像一潭死水,相比一起毕业的同学,他觉得自己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已有些吃力。

  “这里的年轻人,10个里有9个都有过想走的心思,剩下那个没走的,要不是对动物保护有绝对的热爱,就是暂时还没想好去哪儿的。”吴澜说。

  学野生动物保护的俞丹莉一直认为保护区就是最适合她个人事业成长的土壤,可随着她与当地保护站站员贾飞德结婚后女儿的出生,她有了前所未有的焦虑——镇上教育质量不好,如果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孩子的未来应该如何计划?

  就连土生土长的青川人贾飞德也说自己动过离开的念头,“2015年,我觉得自己爬了无穷无尽的山,最久的一次在野外呆了13天,体力到了极限……”

  守山

  今年是潘世玥离开保护区的第3年。每当在大学实验室里熬到深夜时,她时常会想起2015年7月刚去保护区的那个夏天被桃子香气吸引而来的那群猴子。

  潘世玥喜欢吃桃子,和同事们在屋里围着吃了满满一盆桃子后,堆放在门口垃圾桶边的桃子核引来附近一群藏酋猴。

  那时保护站里人声寥寥,她却觉得热闹有趣。潘世玥想过博士毕业后重回保护区,不过,她也感觉孤独——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了。

  她跟随学习的导师的研究领域,其实主要就是野生动物的医疗救治,但她的同门师兄弟们大多还是会选择去大城市的宠物医院、研究中心工作。因为动物医学研究的确需要更加尖端的科学实验环境和一起交流的同层次人才,自然保护区不是好的选择。

  现在,潘世玥最感兴趣的课题是动物医学中的麻醉课题。她告诉记者,她脑海里总在假设,如果当时救治斑羚时掌握了更多麻醉技术,它或许当晚情绪会更稳定,可能也就会更好地接受治疗,存活下来。

  唯一留下来成为白熊坪保护站常驻成员的研修生,只有顾伟龙一个人。作为地道的北京男孩,他总是会在保护站的厨房里放一罐炸酱。每当保护站吃面条时,别人拌的是四川辣酱,他则拌上一筷老北京的味道。他说,保护区里的日子更接近于他想要的生活,但他同时也认为,保护区的根基,终究还是那些和这片土地有感情的当地人。

  顾伟龙带着记者出山时,在实验区和缓冲区的闸口附近遇见一位挥手示意的老人。顾伟龙介绍,这是他在保护区里非常敬佩的老站长张忠怀,一直坚持在各个基层保护站轮换工作,每天早晨6点天色未亮时就把年轻的站员们叫起床准备巡山。“现在为了规范巡山,保护区在站员身上安装自动定位系统。老张永远是那个最快爬到终点的。”

  这群年轻人来白熊坪的这几年,正是国内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迅速推进的几年。生态文明试点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各项工作逐一推进。

  2019年,唐家河保护区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对白熊坪保护站的共建项目即将结束,但刁鲲鹏觉得自己和伙伴们的未尽之事实在太多。

  他想和顾伟龙建成一个全新的保护机构,专注于为全国各个自然保护区输送专业对口的年轻人以及相对成熟的工作经验。他希望这个机构的第一站和永久驻站,依旧是唐家河的白熊坪保护站。

  “原本我把年轻人带到保护区,以为仅仅是保护区需要年轻人,但是后来发现,保护区的环境,也能够让年轻人成为被培养的对象。”刁鲲鹏觉得这是他在白熊坪收到的最好礼物。

作者: 编辑: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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