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事业决策中的钱学森

发展导弹与航天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行为，背后是党、国家、人民的托付和期许，其中每一个决策都事关重大。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创建的开始。钱学森作为这一事业的技术主帅，不仅领导制订一些宏观的科研及工程规划，也在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上作出决策。决策意味对成败负责的担当。在决策过程中，既要以国家需求为重，又要符合科研工作的内在要求，这是相当复杂的协调工作。而面对难题、决策，钱学森所点过的头、签过的字、作出的判断，无不体现出他的担当、智慧、决断和党性。

一、宏观谋划

在宏观科研与工程规划上，钱学森的主要贡献包括主持制定导弹发展规划、谋划卫星发展蓝图、拟定重大航天技术预研项目、规划空气动力事业发展蓝图，及筹划载人航天事业起步等方面。在宏观规划与决策中，钱学森作为技术主帅不只看到“技术”，他总是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格局上，在国情需求、国际格局、时代变化与发展前景等多个综合因素中看待问题。面对已有的历史经验，面对科技发展先进的美国或苏联路径，面对看似颇有道理的“大多数”意见，钱学森从不轻易跟从，而总是眼光独到地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抓住问题的根本与关键，在许多事关国家发展命运、不容失误的战略决策上，发挥着他的关键作用，引领着第一代中国航天人探索、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航天路。 

（一）1956年：优先发展飞机还是导弹

“1059”导弹进入发射场测试厂房

1956年3月，钱学森担任《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拟综合组组长，并和任新民、沈元、王弼等一起主持制订了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该规划说明书中指出：“喷气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但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该优先发展飞机还是导弹？这引来一场很大的“飞机与导弹”之争。

当时，许多人对导弹还没有清楚的概念，苏联的人造卫星还未上天，洲际导弹技术也未成功，导弹能否成为国防利器尚未得到公认。而中国的科学技术较为落后，能否发展导弹技术？会不会犯战略决策的错误？  这些疑问都悬而未决。另外，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对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美军飞机有恃无恐、横扫四方、占据绝对制空优势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深刻认识到飞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部分工业和军事部门的人员提出应重点发展飞机，以巩固我国空防。

钱学森却态度鲜明地反对优先发展飞机，提出应优先发展导弹。当时曾极力主张飞机优先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此颇为吃惊——作为航空气动方面的专家航空专业博士，钱学森在发展我国飞机制造业中将大有用武之地，怎会反对首先发展飞机呢？钱学森自己也曾说过：“从航空的历史来看，导弹是五十多年来飞机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他依据国情需求、两者技术难度与价值潜力，主张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他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从当时国情来看，他认为短期内我国不可能在发展飞机上取得快速突破。钱学森分析，飞机的难点在材料，而这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中国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飞机要上人，对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重复使用性都有很高要求，需要长期攻关；飞机还涉及复杂的飞行员训练、地勤空勤等庞大的维护保障系统，均需长期经验积累。作为我国航天事业开创者之一的任新民后来回忆说：“钱老看问题看得很深，当初我国搞战略规划时，面对航空和航天怎么投入，钱老说，搞航空一定要解决长寿命的问题，要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这是个难题，一下子搞不出来，但导弹可以尝试，我们资源有限，不能四面出击，所以他主张先从导弹搞起。”

其次，从战略博弈角度分析，发展导弹是战略取胜的捷径。中国当时首先要解决如何不挨打以及如何还击敌人的问题。导弹在飞行速度和距离上都远远超过飞机，在防御和攻击方面都有优势。在技术上，导弹技术并不比飞机更难，研制进度会快得多，且是一次性使用，比飞机问题要容易解决得多，发展导弹技术唯一的难题是制导问题，但这在短期内可以突破。如果中国从导弹入手，几年之内国家防空问题可以解决，不挨打和还击敌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这便赢得了与对手战略抗衡的时间，有利于航空工业积累经验，稳步发展。航天工作者陈中青说：“当时摆在钱学森面前的，一方面是新中国国防安全急迫需要，一方面是十分薄弱的航空工业基础。如果按照外国航空航天的发展模式，中国若等待现代化航空工业发展起来，再抓火箭、导弹技术，那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这条道路显然不适合形势的需要。”

归国时的钱学森，已是集航空航天科技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和科学管理于一身的著名科学家。他曾亲身参加美国早期导弹火箭的研制工作，在导弹火箭技术的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和质量控制等各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钱学森对中国该不该优先发展、能不能独立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和清醒估计的。他说：“我们不走美国发展的道路，也不走苏联的道路，而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导弹。”

经过多次讨论，钱学森的意见最终被接受。“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被列为“十二年规划”的57项重点之一，这一决策在今天看来，更显现出当时钱学森意见的预见性和深远影响。钱学森善于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要求，通过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来引领国防科技的发展，这奠定了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非凡地位。

（二）1970年：第一颗卫星打成，下一步怎么走

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钱学森兼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当时，钱学森一手抓“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任务，另一手开始抓空间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特别是空间技术为国防服务的规划。钱学森再次以战略科学家的气魄和胆略，先后领导与主持制订了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十年发展规划（草案）》（1956年5月30日上报国防科委）和《第四个五年发展空间技术计划设想》（1970年7月30日上报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钱学森晚年谈到制订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指导方针时说：“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不能不搞。当然，我们的国力有限，不能什么都搞，而要有选择地搞，只搞那些我国现阶段发展必须的。”

在这些规划设想中，钱学森已基于国情全面提出了卫星三步走的近期发展战略：第一步，集中力量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任务按时完成；第二步，进行返回式卫星的设计工作；第三步，按照用户要求，抓通信卫星和导航卫星的方案论证工作。

孙家栋在回忆制订规划时说：“钱老以他的远见卓识带领我们制订了正确的发展规划，避免走弯路......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以后，卫星研制，卫星应用事业怎样发展，又是钱老主持，制订了‘三星规划’，即‘东方红一号’卫星、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卫星规划，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钱老在卫星发展上思路非常清楚，‘东方红一号’重点解决工程问题，把队伍带起来；科学探测卫星打成后，马上先搞急用的、实用的，上马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解决后，再进入同步定点轨道，搞通信卫星。这实际上是钱老发展近地卫星的重要思路，即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走了这三步棋，近地卫星的基础技术我们就都掌握了。这思路今天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在当时很了不得。”

（三）1989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重启，是研制航天飞机还是飞船

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合影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美等国掀起了一场以发展经济、科技为重点，带动军事力量发展的高技术竞争。面对这场争夺高技术发展战略高地的激烈竞争，1986年3月5日邓小平批准了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随即，中央组织数百位专家反复论证，形成了著名的“863”计划，包括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大领域、15个主题项目。“863”计划的横空出世，改变了当时中国科技发展的徘徊状态，使中国科技发展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1987年2月，在该计划中的第二大领域，即航天技术领域（简称“863-2”领域）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下设两个专家组，研究两大主题项目：一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代号“863-204”，主要解决往返于天地之间的工具问题；二是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代号“863-205”，目标是建设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研究。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重启后，一场争论随之而来，即对代号“863-204”的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中的工具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当时国际上已有先例的两种方案是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此前，苏联和美国的首次载人航天之旅都选用飞船，其技术也臻于成熟。但20世纪60年代起。两国均开始研制航天飞机，欧洲、日本也跟随其后。到20世纪80年代，各国航天飞机的研制与发射竞争激烈。1981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飞成功；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也于1988年11月首飞成功。那是航天飞  机最光辉的时代，所以航天飞机方案呼声极高，在1989年9月28日第五期  《国家航天办简报》上，钱学森看到了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高技术论证组于8月24日写给国家航天领导小组的信，信中坚持认为“航天飞机方案”优于“飞船方案”。理由是，载人飞船已处于衰退阶段，起点过低；而航天飞机代表世界发展潮流，具有明显经济优势，更适合我国国情。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给中央写报告前，希望征询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认真地在报告上写下“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短短一行字，迅速改变了几近敲定的航天飞机技术路线。

钱学森给出的意见虽“短”，但背后的思考极为深邃且高瞻远瞩。实际上就在钱学森看到论证报告前，屠善澄应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丁衡高的要求，于1989年8月12日专门向钱学森请教此事。钱学森谈了五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载人航天技术途径的取舍，应放在与国力相称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天平上来权衡。钱学森说：“我想美、苏在载人航天方面都会搞不下去的，财政上承受不了。他们这种情况和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我们穷得多，再模仿他们走过的道路，恐怕是不行的，与国力不相称，这是大问题，要研究。”“我们的钱要真正用在刀刃上，决不能乱花钱。”

二是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机毁人亡的事实，也加深了钱学森对载人航天事业难度和风险的认识。他提醒决策者不要头脑过热，应认真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三是要深谋远虑，深入研究诸如“人为什么要上天”之类的大问题，为国家拿出一个论据充分的长远规划，而不要在细节问题、具体技术上纠结争论。钱学森说：“我们‘863-2’计划的讨论从科技发展趋势去考虑和预见问题不够。这样的大问题，目光短浅不行，要考虑世界政治、政治结构，下个世纪的发展是什么趋向。”“人送上天，到底干什么？不清楚。美、苏是为了政治竞赛，比国威，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人上天到底对国家起什么作用？空间生产可以干些什么？划得来，划不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没有搞清楚。我的看法是这些大问题要研究。”

四是纵观历史，任何国家的航天活动都是国家行为，所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也应是国家最高决策，由中央决定。钱学森说：“国家决策部门听了你们的意见后，对载人航天事业，应有一个新的看法......国家应做这件事。这是国家最高决策......我国的航天技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不是航天部没事了。搞得好了，可以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提高国力方面领先于世界。因为他们没有从这个政治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在21世纪决定胜负的关键问题。从国家来看，我们应抓这件事，其效果应是震惊世界的，这也是扬我国威。国家要导向，专家委员会根据导向来做工作，现在需要再明确一下导向。”“航天技术前途是光明的，要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一点肯定没有错。另外，威慑力量还很重要，不能放弃。”

五是明确表态对“863-204”项目争论方案的意见。屠善澄问钱学森：“假如要人上天，飞船作为第一步，您的意见是什么？”钱学森回答：“假设要人上天，第一步可以是这样。”又补充说：“如果说要搞载人，那么用简单的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也是可以的。”

钱学森对这场争论，从技术上给出明确的结论。在他看来，决定载人航天事业能否重新启动的关键，并不在于两种方案技术途径孰优孰劣，而在于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实力能承受哪一种；并不在于把眼前的争论定个是非，而在于从国家的利益和可能出发，拿出一个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计划。他支持载人航天事业从飞船起步。在钱学森的建议下，航空航天部组织了“航天飞机与飞船的比较论证会”，专家们逐渐取得一致意见，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要从飞船起步。1992年1月，中央专委专门研究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重大专项，会议决定：“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要从载人飞船起步。”1992年9月21日，凝聚国家领导人和钱学森等科学家群体心血与智慧的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党中央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投入研制。

二 、具体指导

作为科技主帅，钱学森虽不用做具体的型号设计与研制工作，但实际上，在许多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具体技术争论中，在他人难以解决和把握的问题上，钱学森一次次亲自出马拍板与解决。涂元季曾说：“当时五院，就是老一辈的科技人员也好，甚至行政人员也好，当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当你遇到了困难，技术的上最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层次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找钱院长。”

（一）1965年：“钱老和专家们说我的意见有道理，支持了我”

1965年，在确定“东二甲”导弹全弹地面试验次数时，总体设计部内出现分歧，“东二甲”主任设计师钱振业回忆道：“钱老对有不同意见人的态度，从不考虑这个意见是谁提的，提意见的态度怎么样，在这一点上，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在‘东风二号甲’导弹全弹试车的讨论会上，大多数专家认为应当做2次试验，而我就主张做1次。第二天，钱老要来听汇报，总体部党委叫我参加。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我进去以后就背对着会场坐。钱老见了，就问：‘小钱，这是怎么回事啊，多不礼貌啊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嘛。’我说全弹试车，‘东二’已经试验了8次，现在‘东二甲’只是改型，程序一点都没变。全弹试车是检查系统的，而不是发现偶然性事件，如果是偶然性事件，那么2次不行，4次也不行啊，要靠大量的统计数据。当时我的态度很不好，不仅背对着桌子坐，而且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嘴巴，嘴巴上贴了一个封条。但钱老并不计较，让我转过身来，把理由说清楚。我又说了一遍，而且说1次试车就要花50多万元。钱老就让大家讨论，最后，钱老和专家们说我的意见有道理，支持了我。”

（二）1967年：一个人签名的发射报告

“东风三号”是我国第一个真正完全自行设计、研制的中程导弹，1966年底、1967年初，“东三”01批次第一、二枚遥测弹飞行试验并不理想。1967年5月19日，修改后的第三枚导弹进入发射程序后，氧化剂贮箱出现严重变形现象，导弹像个“糖葫芦”。当时基地试验人员都不同意再进行发射。试验队对故障进行仔细研究后，认为导弹在靶场是可以修复的，在向孙家栋进行汇报后也得到了导弹可以发射的意见。但在现场仍存在不同看法，发射试验难以继续。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周恩来、聂荣臻亲自点将钱学森赴基地处理问题、主持发射试验。5月24日，钱学森到达基地后，立即召开分析会，听取各方意见，并亲自爬上发射架察看箱体外壳情况。钱学森认为，壳体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导弹点火前贮箱会充气，箱体就会恢复原状。凭借早年在美国研究壳体屈曲问题的学术基础，钱学森胸有成竹地判断发射可以照常进行。

按当时试验规定，导弹发射必须要有三个人的签名才能放行，包括负责发射工作的基地作战试验部部长、导弹研制单位负责人和基地司令员。当时作战试验部部长和基地司令员虽然觉得钱学森分析得有理，但出于担心仍不愿签字。钱学森在多次说服无果的情况下，毅然表态：“这枚导弹现在的质量可以放心，这个名，我来签！”最终，只有一人签名的发射报告得到了聂荣臻的同意，他表示：“既然技术上由钱学森负责，他说可以发射，我同意。”1967年5月26日，“东风三号”导弹飞行试验取得成功。聂荣臻之女聂力回忆说：“这件事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因为她觉得，父亲真正做到了‘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

这份“一个人签名的发射报告”凝聚的正是钱学森的智慧、担当，以及党给予这位科学家的实实在在的信任和支持。

（三）1975年：返回式卫星飞几天回收

1975年11月26日11时30分，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携带的我国首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升空。当晚，钱学森等立即飞赴陕西渭南卫星测控中心。26日深夜，卫星测控中心大厅百余人齐集一堂，对回收预案展开激烈争论：有人担心卫星元器件质量问题，主张飞1天后回收；有人主张飞2天后回收，既确保卫星完成全过程飞行，又避免1天回收的缺陷；还有人认为卫星飞行中各系统均工作正常，应按原定计划飞行3天后回收。钱学森没有马上表态，他亲自找卫星控制系统专家杨嘉墀、测控系统专家陈芳允谈话，仔细了解了卫星的运行情况后，于次日清晨表示支持第三种意见，并做好第二天回收的应急备份方案，从而平息争论、统一了思想，经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批，1975年11月29日，卫星返回舱成功收回。

（四）1978年：“第二方案”成为 “第一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火箭搭载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升空。此后，卫星成功进入地球静止轨道，中国卫星通信事业由此掀开新的篇章。研制期间，火箭第三级发动机到底采用常规推进剂还是液氢液氧推进剂的问题曾引发争论。比较而言，常规推进剂发动机技术成熟、研制周期短、难度小、可靠性高，但运载能力和发展前景较为有限；液氢液氧推进剂发动机运载能力大，如研制成功，不仅可以填补我国低温发动机的空白，还将使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但当时液氢液氧推进剂发动机尚在研制过程中，技术难度大，研制进度和可靠性也是未知数。两种方案各有特点，各有利弊。

1974年9月，七机部召开型号规划会决定两种方案并举，视两者研制进度日后再定，当时钱学森压力很大，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分析，钱学森的压力主要源自三方面：其一，当时通信卫星的用户“求星若渴”，党中央要求航天部“先解决有无问题和满足各方面试验的需要，以后再逐步提高技术性能”。其二，当时我国航天技术一时无法适应国内对卫星通信的巨大需求，因此国内已出现造星不如买星、买星不如租星的议论。如果国产卫星上不去，市场将成为国外卫星的天下，而一旦失去市场平台，技术研发就会缺乏推动力，将来中国丢掉的将是高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其三，空间轨道资源十分不利于后发者。20世纪70年代，在适合我国使用的地球静止轨道弧段上的可用位置已经不多，如果别国捷足先登，我国在地球静止轨道和频率资源方面的国家权益也将丧失殆尽。

对钱学森而言，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他对氢氧发动机寄予厚望，从1960年起他就安排中科院力学所二部林鸿荪开始预先研究氢氧发动机，研究成果交给航天部后，他当然想尽快投入使用。而从国家利益方面考虑，选择成熟技术以确保卫星如期发射是钱学森的使命与责任。1978年7月，钱学森同意选择常规推进剂为第一方案，氢氧发动机为第二方案。随后，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任新民恳切陈述道：“从1977年开始，氢氧发动机从预研型转入实用型攻关，关键技术已经有了突破，氢氧发动机的大门正在向我们打开，我有底气，能保证按期发射。”钱学森看到氢氧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条件基本具备后，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意改变原来的决定。1979年2月，氢氧发动机由“第二方案”升为“第一方案”。

1986年，欧洲航天界人士与任新民谈起中国航天技术时，认为中国有两件事很了不起，即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氢氧发动机和返回式卫星。

（五）1980年：“东风五号”全程试验禁区划多大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要打到太平洋上，发射前要公告落区范围。在导弹试验期间，禁止船只进入落区，以免发生危险。由于导弹实际落点与理论设计落点会有误差，圈定落区并非易事。“圈”划大了，会被认为导弹不精确，划小了又可能打到别国船只，引起国际纷争，技术人员都不敢划这个“圈”。钱学森再次接手难题，他提出划圈原则：我们的弹着区画得要比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小，而且技术水平要高，要争这口气。

当时，中国划定的试验禁区范围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经过充分调查论证，科技人员确定以东经171°33’、南纬7°为中心，半径130公里的圆形试验区（见表1），远小于此前苏联的试验范围（见图1）。这个数据由钱学森拍板后对外公告。

导弹专家王德臣回忆，打“东风五号”是1:1的飞行试验，你得向全世界公布，你得划个大圈儿，如果你打在圈儿外头，丢人不丢人啊。你做试验的时候，人家外国的测量船就贴在你划的边儿上，他们准备着，一旦你的东西掉在圈外，他可以去抢啊，去打捞那个弹头啊。为了提高导弹的精度，我们在钱老亲自领导指导下，大概整整搞了四五年的时间。

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落点误差仅250米，远低于原定误差指标（设计指标中弹头落点误差800米内为优秀，1000米内为良好，1500～2000米为及格）。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测量能力的国家，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曾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痛苦境地的中国人民，从此拥有了可以指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倚天长剑“。至此，钱学森领导制定的“八年四弹”规划终于全部实现。

三 、小结

在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开创时期，钱学森作为科技领军者在重大决策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一方面，钱学森对于导弹航天事业与国家利益两者关系有极为准确的把握。在政治与科研之间，钱学森始终以国家大任为标杆。另一方面缘于他在这一领域内所具备的专深、广博、前沿的知识经验和智慧，使他在宏观规划和专业技术问题的解决上都能提供智力支持。专业技术问题看似较为微小具体，以至于人们很少了解钱学森在一线技术工作以及在细节处所发挥的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它们被淹没在后人所总结的钱学森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几项“大”的贡献中，使公众感到钱学森的工作是宏大而抽象的。而当我们将这些细节收集起来，聚沙成塔，便会发现钱学森在“前线”、在“小处”发挥的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是推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钱学森的意见和表态犹如一颗定心丸，使高层领导安心决策、使科研人员踏实工作、使不同观点在争论后得以科学有效地集中、统一。

推荐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 陆敏洁

推荐理由：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除了领导制订宏观的科研及工程规划外，也在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上作出决策。钱学森图书馆的基本陈列中这样写道：“面对极其复杂的航天工程，钱学森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在决策和实施航天重大技术方案时，高屋建瓴，有胆有识，组织有方，在许多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导弹航天工程不是一般的科研工程，对技术主帅钱学森而言，决策意味着什么？在决策中，钱学森如何面对争论与风险？当国家利益与科研追求不一致时，他如何取舍？其中展现出这位决策者怎样的智慧与品格？本篇选取了钱学森在我国航天事业决策中的若干典型故事以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试图进一步认识与理解钱学森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