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科学家钱学森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科研队伍，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随后9月11日，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战略科学家呢？有人指出，战略科学家是能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指明方向、提供决策依据的科学家。有人指出，战略科学家是前瞻布局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推动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少数”。还有人认为，战略科学家是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明者和智者。

我们认为，战略科学家首先是杰出的科学家，在其专业领域，他有着高深的学术造诣和洞察力，既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在洞悉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提出前瞻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战略科学家更是杰出战略家，他具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能够较好地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开拓全新的科技领域或方向；他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领导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忠诚的爱国情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带领 、影响大批科技创新人才投身某一领域共同奋斗。

钱学森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位战略科学家，他既是专业领域的专才和领军人物，又是战略领域的通才和帅才，深邃的战略智慧、超前的战略思维、准确的战略预测、科学的战略决策、独到的战略管理、厚实的战略修养，共同铸就了这位共和国的杰出战略科学家，名垂史册，光耀千秋。

一、勇攀科学峰

在美工作期间的钱学森

人们都知道，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早在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已在美国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蜚声世界。

1939年6月，钱学森完成了题为《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共包括四个部分：可压缩流体边界层；倾斜旋转体的超声速绕流；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逐次脉冲推进的探空火箭飞行分析。

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涉及高速飞行器所受到的阻力和表面热效应。钱学森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认真而详尽的研究。其实导师冯·卡门原本给他的建议是对方程采用米赛斯变换，然后运用逐次迭代法求解，基于钱学森的数学水平他可以轻松完成这项研究。但钱学森以极端认真的态度，系统地查阅前人的文章，仅阅读文献的笔记就写了450页，在对前人所做的研究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才开始着手做自己的论文。

经过认真研究，钱学森果然取得了前人不曾认识的重要成果：当飞行器飞行速度增大到一定数值时，飞行器表面边界层中产生的热量就会对飞行器表面起加热作用，且速度越高，加热越严重。钱学森给出了一个算例，当飞行器以6倍音速飞行时，其表面温度可以达到外界空气温度的8倍！这一理论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热障”，这一崭新的结论对高速飞行器的研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研究的是火箭或导弹这类细长飞行器在以超声速飞行时所受到的空气动力，如飞行器的升力、阻力和表面上的压力分布等。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像飞机这样的飞行器，而对火箭、导弹这样的“细长旋转体”空气动力学研究极少有人涉足，因而钱学森所开展的超前研究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

二战期间参与v-2火箭研制的德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赫尔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其中有一位钱博士，他是冯·卡门最亲密的搭档，因为他发表有关‘圆锥体超声速绕流的压力分布’的论文。他是当时写出这个课题完整理论的唯一的科学家。我们知道他的理论，因为这篇论文在战争结束两年多以前已经发表。我们曾使用他的理论，并在我们的风洞中做了精确试验。我得知当时在他的国家没有人针对钱学森博士的理论做过试验。我们做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设备、这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是源于“敌方”的一种认可，也是对钱学森研究成果的重要肯定。

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寻求一种新的计算高速飞行的飞机机翼表面压力分布情况的科学方法。20世纪30年代末，飞机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当飞机以接近声速飞行时，气体会在机翼表面挤成一团，压力逐渐增加，从而导致失速，甚至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而在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努力中，计算机翼表面空气压力的分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实现大型超声速飞机精准合理的设计与制造，冯·卡门建议改变传统的计算方法，采用全新的来流状态点处的切线近似计算法。钱学森在导师的启发下，经过一系列数学推导、计算与实验，终于证明他和老师发明的计算方法可以取得更为精确的计算结果，这就是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

“卡门·钱近似”公式是空气动力学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也是这一时期钱学森的代表性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计算方法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声速飞机设计与制造，钱学森的同事史密斯曾这样评价这个神奇的公式：“每个飞机设计师都必须应用它，它在工程界的服务卓然有成。”

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第四部分是研究如何改变火箭发动机推力使探空火箭飞得更高。当时钱学森参加了同学马林纳组织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小组里担当理论计算的角色。当时，根据传统的静态燃烧试验，人们认为火箭至多只能飞到3000米的高度。钱学森和马林纳却另辟蹊径，提出了逐次推进的方案，即采用硝化棉一类的固体火药作为推进剂，进行多次快速燃烧排气而获得脉冲式推力，这样火箭就能够达到30000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火箭才能名副其实地进行“探空”，开展大气层的结构以及大气层以外的物理现象的观测和研究。

钱学森进入空气动力学领域仅仅四年，就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发表了在空气动力学和气动热力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章，一跃成为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此后，钱学森又先后在稀薄气体动力学、薄壳失稳、跨声速流动以及火箭、导弹等多个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提出了若干重要概念。他甚至从1947年开始就对核能火箭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提出核能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方案，至今仍是研究核动力火箭的经典文献。

如果说这些科学成就的取得，让钱学森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具备了高深的学术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那么，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喷气推进实验室和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的工作，则为他之后成为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打下了基础。

二 、迈向新高度

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合影（站立左二为钱学森，座位正中为冯•卡门）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马林纳是其中之一，他兴趣广泛，热衷科学实验。1936年，马林纳成立了一个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在晚年曾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在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加入小组后，钱学森对世界各国有关火箭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结合火箭小组试验的结果，运用自己掌握的力学、热力学和化学等知识，对燃烧室温度、燃料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计算、火箭理想效率、燃烧产物膨胀不足和膨胀过度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计算，形成了一份研究报告，被小组成员们誉为“圣经”。

火箭研究小组最开始只是一个学生自发组织的兴趣小组，由于在研制试验中频发事故，甚至发生意外爆炸，让校方头痛不已，明令禁止他们在校内进行试验，小组也被嘲笑是 “自杀俱乐部”，被迫将试验场所搬到郊外的一片山谷。

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军方对火箭研究在军事上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们交给冯·卡门研究课题，同时向火箭研究小组提供资金，火箭小组最终成立了航空喷气公司，向军方出售火箭。1942年12月，在冯·卡门的力荐下，钱学森得到美国宪兵总司令部特批的一张安全许可证，获准参加美国军方和国防部的一些军事科技机密工作。此后，钱学森不仅参与了美国战争部、空军部门十多个签约项目，还受聘成为军方喷气推进培训班的教员。而原先“自杀俱乐部”所在的那片山谷，也成为军方管理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钱学森担任了JPL喷气研究组组长。20世纪40年代末，JPL并入美国宇航局，专门负责深空探测器的研制与运行，成为世界顶尖的研究机构。

1944年，美国国防部成立科学咨询团，钱学森受邀加入。随即他以美军上校身份，跟随冯·卡门飞赴欧洲，考察德、英、法等国在航空和火箭领域的研究情况。他们最重要的考察任务，就是审讯为德国纳粹服务的火箭专家，协助美国获取一切与此有关的资料、仪器和先进技术。此次考察中，钱学森见到了冯·卡门的老师、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普朗特，德国“火箭之王”冯·布劳恩，德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赫尔曼，对德国的火箭技术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

考察开始前，钱学森还走访了美国各地有关机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从而对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力有了全面了解。在考察结束后，根据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的要求，以冯·卡门为首的科学咨询团受命完成一份“述及美国空军未来的研究和发展规划的报告或指南”，这就是后来定名为《迈向新高度》的远景规划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钱学森总结了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的研究成果与经验，结合美国的研究与现状，提出战略性发展的独创见解和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在他负责、参与编写的《迈向新高度》的第三、四、六、七、八卷和技术情报附录中，钱学森翔实论述有关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其中包括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声速箭形翼导弹以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迈向新高度》为二战后美国航空、航天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的飞快发展以及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国政府在总结二战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美国陆军兵工署署长坎贝尔和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雷·阿诺德分别签署嘉奖令，表彰钱学森的杰出表现。阿诺德历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主管航空兵事务的陆军副参谋长、陆军航空队司令等职，军衔至五星上将，被称为美国现代空军之父，他在1946年2月致函钱学森，称赞他的工作“将对陆军航空兵未来的研究项目规划提供巨大的帮助”。

可以说，参与二战使得钱学森超越了学院派科学家的视野，通过对德国现场的详细考察，对德国被俘人员的讯问，对v-2火箭和各种喷气发动机研制、生产以及v-2火箭发射运作等过程的了解，对相关资料的整理消化和撰写报告，再加上十年来参加火箭小组的亲身实践，钱学森无疑已经与冯·卡门一样，成为对美国航空航天技术的现况及其发展前景了解得最深刻、最具远见卓识的科学技术专家。

冯·卡门则这样评价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作出过重大贡献。他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

二战期间的工作，使钱学森站到世界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的最前沿，钱学森不仅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同时掌握了从整个世界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制订国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理念和思维方法，初步具备了协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以及对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进行组织实施和科学管理的才能。在回国前，钱学森已是一位集理论与实践、战略规划与科学管理于一身的科学家，这为他此后担当中国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重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为国献宏猷

钱学森图书馆展出的郭沫若赠诗

钱学森回国后，以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他思考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他以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到“八年四弹”规划，无不凝结着他高超的智慧。而参与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更是展现了钱学森深刻把握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将重大科技发展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既打好基础又着眼长远的战略眼光。

《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是中国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规模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非常重视科技规划的制订，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十二年科学规划”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包括616个科研课题，又从中选定了12个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面对如此庞大的规划，周恩来提出：“十二年科学规划”文本印出来有那么厚一摞，国务院怎么抓？随即要求科学规划委员会把最紧急的事情写成一个报告。最终，科学家们议定了一份发展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自动化技术等紧急措施的方案，即“四大紧急措施”。实际上，原子能和导弹技术也被列入紧急措施文本，但在当时不能公开。实践证明，这六大紧急措施有效地支撑了核弹和导弹的研制，而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钱学森。

例如，优先发展火箭导弹还是飞机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一些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的人员提出，重点应落在飞机制造上。因为人们对飞机在军事和民用上的作用或多或少有切身的体会，但对火箭导弹的了解并不多。钱学森力排众议，一次又一次进行论证，向大家讲解导弹的原理。他指出，飞机固然是重要的，但从当时的国情来看，我们的重点应放在火箭导弹上。这是因为导弹速度快、威力大，速度快的飞行器不仅攻击性强，而且防御能力也强，对方想要击中导弹比击中飞机要困难得多。与飞机相比，导弹是一次性使用的无人驾驶的武器，制造一枚导弹比制造一架高性能飞机在技术上更容易实现。而飞机是有人驾驶的多次反复使用的飞行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工艺和飞行安全方面都有很多特殊要求，需要更为先进、更加坚实的工业基础，这些我国暂时还不具备。

当时，有不少人对无人驾驶的导弹如何能自动飞向预定目标不理解或持怀疑态度，钱学森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向大家介绍制导原理，他形象地用“民主集中制”来比喻制导系统的反馈装置：“这就像上面的指令传递下去，如果在执行中产生了偏差，这个结果能立即反馈回去，做到‘下情上达’，然后经过计算分析，再次下达指令进行纠偏，从而保证飞行器飞向指定目标。”钱学森说，制导问题是导弹研制中的技术难题，但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破。

钱学森精辟的分析，在会议上很快取得共识，导弹被列入6个紧急项目之一。在当时，是优先和重点发展火箭导弹技术还是发展飞机关乎我国国防的战略选择，对保卫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对维护世界和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做出这一战略抉择的过程中，钱学森的战略眼光和洞察力可谓犀利、敏锐。

此外，在优先和重点发展无线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等问题上，钱学森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当年确定的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和自动化技术6个紧急措施项目的确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全局的关键点或生长点。正是基于规划的制订，我国得以集中力量迅速建立起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技术、核物理、火箭技术等新兴学科门类，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钱学森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钱学森当时担任了由12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规划组组长，负责评价、裁决、选择、推荐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确定56项重大科研任务。在逐项讨论这些项目的过程中，钱学森除了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角度来进行审定，还从现代科学可能的发展前景向这些项目的倡议者或草拟者提出自己的意见，请他们注意现代物理和化学的成就对解决这些重大科研任务的作用和影响。这就使得这些科学研究项目的制订和实施能够跳出视野局限，看到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这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队伍的培养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十二年科学规划”编制完成后，中央领导对参加规划的科学家们赞不绝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还专门赋诗题赠钱学森：

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参与“十二年科学规划”，钱学森确实做到了为国献宏猷，他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准确把握国内外科技的发展阶段与态势，合理选择发展目标与途径，明确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规划，帮助新中国初创的科学事业走上了生机勃勃的道路，为中国科技的长远发展、国防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智慧绽光芒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在国防科工委办公室留影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钱学森退出导弹、卫星研制一线领导岗位，又适逢我国改革开放，他的学术思想进入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新时期。这时，钱学森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他的创新思维和科学贡献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这一时期的钱学森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关乎国家长远发展、长治久安的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试图找到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国家和人民继续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99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在授奖仪式上，钱学森说：“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他郑重承诺：“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年钱学森所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他留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知识财富和思想财富。

纵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现有学科与领域不断分化，新学科、新领域不断产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融合 、向综合性、整体化方向发展，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正是从系统科学思想出发，钱学森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从横向上看有11个部门，从纵向上看有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这11个部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后还会产生新的部门，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体系。在每个部门里，都包含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直接用来改造世界的应用技术；为应用技术提供理论方法的技术科学；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基础科学。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人类从实践中直接获得了大量和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经验知识，还有不成文的实践感受。钱学森把这部分知识称作前科学，这些感性知识、经验知识，经过研究、提炼可以上升为科学知识，从而可以进入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之中，这就发展和深化了科学技术本身。

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也是对科学技术的高度概括，它通过11座桥梁与11个科学技术部门相联系。这就使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它既可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了，也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从前科学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样5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就构成了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对我们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钱学森提出，各门科学之间只是从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或看问题的角度之不同来加以区分的。人们的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跨度越大，创新的程度也越大，要努力从整体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各学科的知识、智慧与体系外围的经验感受，团结协作、综合集成，从而解决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复杂性问题。这些创见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中国的21世纪，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结合起来，将引发一次社会革命，新的一次社会革命。”这不仅是钱学森基于全新的“产业革命”理论而阐发的重要观点，也是他对21世纪中国的预言。

运用唯物史观，钱学森高度总结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他指出，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技术上的飞跃。由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经济基础的飞跃，这就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所引起的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文化领域的飞跃，便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

钱学森认为，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五次产业革命：第一次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从采集、狩猎，发展到开始搞种植业和畜牧业，开创了第一产业：农业，由此引起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政治革命。

第二次出现在奴隶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仅为自己的生活，消费而生产，而且为交换而生产，出现了商品，由此引起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政治革命。

第三次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始于英国蒸汽机技术革命，以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遍及欧洲，创立了第二产业：工业，资本主义制度逐步代替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是一场社会革命。

第四次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物理学的革命、电动机的发明，促进了机电、通讯、电灯、广播等方面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进而形成国际市场，从而创立第三产业：金融、贸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为新的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

二战后直至今天，第五次产业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革命为先导，以核技术、激光技、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一大批高新技术发展为动力的信息革命，形成了第四产业：科技业、咨询业、信息业......全世界将逐渐构成一个整体来组织生产，出现世界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和社会形态。

第六次产业革命是由生物科学技术飞跃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主要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及菌类）和水、大气，带来农、林、草、畜、禽、菌、药、渔、工、贸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革命，其社会后果是消灭工业与农业的差别、消灭城乡差别。

第七次产业革命，将是以人体科学为主导，带动各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这一次产业革命将导致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进一步消失，人的思想觉悟、科技文化知识、身体状况和人体功能得到很大提高，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创造条件。

在钱学森看来，第五、第六、第七次产业革命尤为重要：“在三次新的产革命的推动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逐步消失。人的思想觉悟、科技文化知识、身体状况和人体功能都会有很大提高，各种创造发明将层出不穷，使中国进入创造生产力的新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将是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

钱学森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解放生产力的第一次社会革命（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正在经历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社会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要经历创造生产力的第三次社会革命（三次新产业革命，组织管理的革命）。

这一社会革命将大大推进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三大差别，从而为社会主义走向发达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好必要条件。因此他预言：“由于三次社会革命成功的推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人们从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人类最终将走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

可以说，钱学森站在战略科学家的高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见和科学构想，他的战略思考早已不局限于科学实践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而是站在系统论的高度，对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国家战略进行全局性、系统性、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考，从而指导我们的认知和实践。

今天来看，钱学森诸多预见性的理论和观点都已经变成现实，例如，钱学森晚年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他提出，要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讲究决策的科学化，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战略问题的研究，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与党中央治国理政强调系统思维、统筹规划，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高度契合的，钱学森所构想的总体设计、协调发展、民主决策、正在变为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学森不止是一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钱学森的战略思考和光辉思想，是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就像是一位穿越时空的巨人，时间越长，我们越能感受到钱学森智慧的耀眼光芒，越能体会到他的思想对于全人类的重要意义。

今日的中国，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新时代呼唤更多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略科学家脱颖而出。

推荐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社教宣传部部长、馆员 傅强

推荐理由：近年来，“战略科学家”成为一个热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战略科学家被誉为科技人才中的“帅才”，是担纲“国之重器”、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领军人物，既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个体呈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钱学森无疑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的人生经历不仅是一条爱国知识分子的科学报国之路，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的成长之路，本文即从“勇攀科学峰”“迈向新高度”“为国献宏猷”“智慧绽光芒”四个角度简要勾勒了这位战略科学家的科学成就与杰出贡献。也许有人会说，战略科学家离我们普通人太过遥远。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战略科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从钱学森的科学人生中，从他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人类文明演进高度所进行的不懈探索和思考中得到些许启示，也让我们得以从一种不同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自我和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