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获得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获奖感言中这样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为什么呢？我一生有三次感到无比激动。”钱学森有三次激动：第一次，钱学森获准回国后，带着他出版的《工程控制论》（英文版）以及物理力学讲义向他的导师辞别，冯·卡门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这令钱学森激动不已。第二次，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钱学森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次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未眠。第三次，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中央组织部将钱学森、史来贺、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列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这一次也令钱学森激动不已。

在钱学森一生三次激动中，其中两次与共产党的事业密切相关，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钱学森对党的特殊情怀以及对党的事业的特别钟爱。为什么钱学森入党以及被推举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让他这样激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党的视角，重点考察一下钱学森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是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共产党后，钱学森又是怎样严格要求自己以及如何履行一名共产党员职责的。

一、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和早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期的学习为钱学森种下了进步的种子。在钱学森所列举的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17位老师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老师就有7位。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习不仅奠定了他坚实的学习基础，而且在学习方法以及科学兴趣方面也给他很大启发，同时增强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认识。钱学森回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时这样说：“董鲁安是国文教员，但他在我们高中课里，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北上；他教导了我对旧社会的深切不满，对鲁迅先生的钦佩，也使我了解要祖国富强就非树立新政权不可。”作为孩童，这个时候，钱学森对新政权以及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朦胧的，正如钱学森所言：“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当时并不知道新政权到底该是什么，对社会主义是一点都不懂的。”

交通大学学习时期是钱学森共产主义思想萌芽的重要阶段。1929年，钱学森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取了交通大学。大学时期，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钱学森也不例外。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时期，共产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休学那一年，钱学森苦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这些书籍对其思想的转变影响颇深。钱学森说：“1930年暑假后因为我当时害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病卧一月余，体弱不能上学，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钱学森还回忆了这一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说：“这一经过是这样的：我因爱好美术，所以在书肆购了一本讲艺术史的书，而不想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写的，是用唯物史观的看法写的。对当时的我说，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看法，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艺术会有科学分析的可能，  因为我是学科学的，所以对这一理论发生莫大的兴趣。我接着读了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感到这真有道理。我也想了解一下反面的论点，所以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之类的书，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看来看去终于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有道理，唯心论等等没道理，经济学也是马克思的有道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利息论等等，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令人接受。所以在书本子上，我当时是信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对国民党的那一套不信了。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年休学期满回到学校以后，钱学森就开始接触党的外围组织，并参加他们组织的讨论会等活动。通过接触党的外围组织以及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钱学森不仅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而且对党在争取民族解放中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钱学森在其入党《自传》中这样说：“学校里就接触到党的外围组织，有不少次的讨论小会，才第一次知道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记得小组的领导人好像是乔魁贤，他是当时交大数学系（？）的学生，小组也有许邦和（已死）、袁轶群（现在交大，是右派）和褚应璜（现在一机部八局为工程师）。在这一时期我对革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国民党知道痛恨了，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未能鼓起劲儿来真参加革命。当时我的同宿舍房间的一位王同志（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是东北人，因我的谈话而干起工人运动，数次被捕，我也只有钦佩和惭愧而已。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我和小组的联系也逐渐中断。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算对革命这一问题，初步从书本上搬到生活上来。”

二、被疑为“美国共产党员”，遭驱逐出境

1935年9月2日，钱学森抱着“航空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开始了旅美求学生涯。从美国西海岸一路乘火车抵达波士顿，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一年后，钱学森又辗转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在航空科学与工程很多领域崭露头角，于193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经冯·卡门与梅贻琦、王助等沟通联系，钱学森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从事航空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并很快成长为世界著名科学家。

学习、工作之余，钱学森参加美国进步组织的学习活动。谈到这段时间的学习，钱学森说：“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间，认识了同学马林那（纳），他的思想比较进步，结成良友。由于他的介绍，我参加了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中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得识该小组的书记槐因包母（威因鲍姆）。记得我们念的是英国斯崔奇著的一本书，后来小组也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其他每星期例会常讨论时事，当时主题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由小组组织参加过几次当时美共书记布劳得的讲演。”钱学森还订阅了美国共产党的党刊《人民世界日报》。

1946年后，随着国际冷战的加剧，钱学森在美国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使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钱学森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员。经过很多次现场调查以及查问与钱学森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关人员，虽然被调查人员都对钱学森的个性持肯定态度，但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红色恐惧”时代，联邦调查局探员还是认定钱学森的共产党员身份。这样，灾难就落在了钱学森头上。他们首先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然后又作出禁止钱学森离境的决定，随后扣押了他回国的所有行李，再将其拘禁，投放到特米诺岛上关押十五天。虽然钱学森被保释出狱，但仍没有自由，后又经过四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钱学森用自己的智慧与检察人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古尔丘：“你不准备去台湾吗?”钱学森：“我没有计划。”古尔丘：“那你忠于谁？” 钱学森：“我忠于中国人民。”古尔丘：“中国人民指的谁？” 钱学森：“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古尔丘：“你觉得你是否忠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钱学森：“如果他们执政，如果他们为中国人民做好事，我就忠于他们。”古尔丘：“他们是这样吗？”钱学森：“他们之前没有做好事。” 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打算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钱学森：“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它？”钱学森：“那就保留在我的心中。”古尔丘：“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用吗？”钱学森：“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想给谁就给谁，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别人一样。” 古尔丘：“但是你没有想过要去台湾吗？”钱学森：“因为我回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家庭问题，碰巧我的父亲不在台湾。”

虽然在听证会上，检察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但司法部检察官还是利用一些不利于钱学森的口供，对钱学森作出驱逐出境的决定。由于他们担心钱学森将掌握的航空知识传给苏联和中国，于是他们明确指出，决定的实施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令。就这样，钱学森在美国经过了五年漫长的等待。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前期的亲自过问和协调，美国国防部才同意钱学森回国，于是司法部终于在8月4日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通知。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正式踏上了返回新中国的航程。途经菲律宾时，记者都知道钱学森是因为被怀疑为“美国共产党”而遭到驱逐的，一位记者就问钱学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回答说：“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人类最具有崇高理想的人。”

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迎接钱学森回国，中央领导同志指定科学院全面负责这项工作。中国科学院派朱兆祥前往深圳接迎并全程陪同钱学森安全抵达北京。从一踏上祖国土地感受到的祖国的温暖以及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状况，钱学森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了特殊的情感。正如他所说：“我是  1955年10月8日到达香港，同日过了国境，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从香港码头上开始，通过中国旅行社的工作同志，我就感到了祖国的温暖。过了国境，我们一家就见到了科学院派来接我们的朱兆祥同志，对我们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党员，我对他有感情和敬重的心。在广州的参观使我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以及革命先烈对人民事业立下的丰功。我所接触的党的领导同志，他们看事物的清晰、深刻，使我对他们起了敬佩的心。我的确认为党是英明的。我可以完全接受党的政策方针。”他在回国后不久《写给留美的中国同学们》公开信中这样说：“我们进入国境后，在海关税务人员检查我们行李的时候，就深深领悟到新中国工作人员的办事精神，他们是热诚而有计划的，和善而不徇私的。他们为了把事情办好，常会做到深夜而不休息。他们意识着是为群众服务，不是在应付公事。他们在做事的开端有一个精密的计划，在事情完了以后，还要来一个检讨，讨论他们犯了的错误，这是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在火车上，公共食堂、合作社，甚至私人办的商店里，他们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来做事。”

钱学森回到北京后，中央领导同志特地安排钱学森在北京一些高等院校、企业、研究所参观，还到工业基础相对比较雄厚的东北三省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些都使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1957年钱学森随聂荣臻到苏联访问，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又不断深化。钱学森说：“1957年秋天我第二次到苏联去，这次对苏联的国际主义精神有了深一层的体会。我们在莫斯科期间，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完全明白地说明苏联科学技术的优越。我开始体会到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苏联的伟大。在莫斯科期间，我们之中除我之外都是党员，而且是久经锻炼的党员。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所说的，集中与民主、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矛盾统一的境界。这使我认识到党是集体，是一个可爱的集体。我开始对党有了感情 ，回国后向晋曾毅同志表达了争取入党的愿望。”晋曾毅是当时的党小组负责人，钱学森也深刻剖析了对他的认识过程。他说：“我不了解他是力学所的领导党员，是党的代表，所内一切事情都要和他商量。我反而因为钱伟长和朱兆祥都不尊重他，而也不尊重他。凡所内事情钱伟长、朱兆祥不能解决的，就直接找张劲夫副院长或吴有训副院长。这是由于我一方面自高自大，一方面完全不了解党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个的个人。”

自从1957年来，中国科学院就开始注意对钱学森的考察，并于当年10月从“主要社会经历、政治历史情况、对党的态度、社会地位及其代表性、现任主要工作及表现，对他使用和安排的意见”等六个方面提出鉴定意见。意见指出：“1955年回国后，表现很进步，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这一点在同时期回国的留学生中表现很突出。由于我们对他放手使用，十分信任，因而从来没有听到他的怨言，在重大问题上一般尊重党的意见。”但同时也指出钱学 森的缺点，因为当时中苏关系还是蜜月时期，所以就钱学森的缺点指出：“对苏联还缺乏国际主义的友好精神。”主要是1956年6月，钱学森应邀访问苏联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意见指出：“1956年访苏回来后，曾向全所人员说‘很多人把苏联科学研究神秘化了，其实科学就是科学，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参观苏联风洞时，他认为有些问题对他保密，对此也有不满，用嘲弄的口吻作了介绍，这些言论在群众中所引起影响很不好。”意见还指出：“决定问题时征询和集中群众意见不够，对别人学术方面的意见和文章有时采取绝对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钱学森回国后两年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向党组织靠拢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于是萌生了入党的愿望，遂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提出。据张劲夫回忆：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到他家，谈了自己在美国的遭遇，并郑重提出入党请求。张劲夫对钱学森入党动机和请求给予肯定与鼓励。钱学森找到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和力学所党总支书记杨刚毅作入党介绍人，并于1958年4月6日向组织写了7页纸的“思想检查”，主要对过去的历史作了详细交代，还深挖了回国后的思想。比如，他说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一回国就急着想把杭州老家的房产交给国家。以为把那点东西一交自己就成为“无产阶级”了，“思想就轻松了”，可国家偏偏不收，弄得他很不愉快。他说，这其实是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幼稚病”，还“没有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

由于他认识深刻，这份“思想检查”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力学所支部召开由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征求广大党员和部分群众的意见。大家在会上都发了言，既肯定了钱学森的进步，也提出了意见。钱学森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并作了详细记录，至今他保留的记录稿纸就有8页。有人说，钱学森不接触工农群众，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会议结束时，钱学森表态虚心接受大家意见，一定在行动中改正缺点、错误。不久，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号召除“四害”。钱学森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触农民群众的机会，就在4月19日-21日同中国科学院的2000多名科学家、工作人员以及首都机关领导干部、高等学校师生等一起参加剿雀活动。4月19日，钱学森再一次向党提交了一份8页的“交心”材料。4月23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科学家倾心清算个人主义，思想深处大放光明》为题报道北京科学界的思想改造运动。

中央领导同志知道这事后，立即责成科学院有关部门对力学所党负责人表示批评，不能简单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办，以后这样的运动不要再让他参加了。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钱学森表示感谢。鉴于钱学森对党的认识以及觉悟不断提高，经过领导之间的沟通以及协调，组织决定发展钱学森入党。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郑重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提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指出：“我回国三年来受到党的教育，特别是整风运动中的教育，使我体会到党的伟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伟大，我愿为这一目标奋斗并忠诚于党的事业。”

力学研究所党支部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书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作了汇报。中国科学院党组、党委将这时期郭沫若、李四光、钱学森入党的问题作了多次讨论和研究，最终同意他们三位入党。1958年10月30日，中科院党组向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以及中央写了一份同意郭沫若、李四光、钱学森入党的报告：

科学院党组和党委，根据郭沫若、李四光、钱学森三同志的申请，进行了多次研究讨论，同意他们入党。（笔者注：郭沫若、李四光入党材料略。）
   钱学森同志，在上海读书时曾参加过交通大学党的外围组织，1935年在美国留学时也曾与美国共产党组织发生过一定的关系，以后又脱离。当时他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在美国麻州理工学院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受美国军部委托，为美国培养喷气技术人员，为美国设计导弹、火箭，并兼任美空军咨询团团员。1950年被美国政府取消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后决定回国未成，被美国当局拘留两周，获释后仍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经中美大使会谈，始获归国。钱学森同志在国内外时期的表现一般的都有人证明，总的讲具有爱国思想。在回国后向党靠拢，是反右派中的左派。我们虽然对其被美国当局拘留期间的情况，无法查明，但我们认为可以相信他本人的交代。钱学森的主要缺点是：矜持傲慢，旧学者作风严重，与群众关系不够密切相处、平易近人。经过整风后，已开始有了改变，今后在党的教育和群众帮助下这些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钱学森同志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这次经过杜润生、杨刚毅同志介绍，经过支部讨论通过!我们同意吸收钱学森同志入党，作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我们对以上三同志党籍问题的解决意见，是否适当，请批示。

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和书记处同志的讨论，最终同意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同意郭沫若、钱学森等入党的报告。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们入党的消息。钱学森入党的消息在媒体上公布后，很多单位或者个人纷纷致信祝贺。如钱学森读大学时期的校长黎照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作诗祝贺：

院里新春望，门前喜报鸣。卅载虹桥梦，古稀雪岭形。真生无限好，美景已初成。英俊朝霞映，遥看跃进程。

郭沫若、李四光、钱学森入党的消息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1959年1月6日，中国科学院还收集、整理了对郭沫若和钱学森等入党的反映。反映指出：“郭沫若、钱学森等入党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之后，有的单位组织了研究人员座谈，有的单位向郭沫若、李四光同志写贺信，有的单位个别搜集了一些意见。一般对郭沫若、钱学森入党感到很兴奋，认为是国内外的大事。对今后科学事业的发展将起很大作用，他们进步很快，表示要向他们学习，认真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正值中央倡导“红与专”的讨论，特别是在一些中学生中间，还有人认为郭沫若、钱学森不是党员。钱学森在1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谈入党的感受，批评了不问政治以及“只专不红”一样吃得开的观点。钱学森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一切事业都是社会主义的事业，所谓科学研究不需要政治，实际只说明一个人的工作的目的不是为社会主义，不是为人民，而是为自己。如果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那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靠近党的欲望，进而也就会向自己提出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指给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到1959年10月16日，钱学森作为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已到。11月12日，力学研究所办公室支部召开会议，讨论钱学森转为正式党员的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同意钱学森转为正式党员。

1960年5月17日，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支部并党委提交转正自我检查材料。他从三个方面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和存在的问题。1960年7月20日，中国科学院党委常委会批准了钱学森为正式党员的报告。

四、严格践行党员标准

钱学森入党后，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认真践行党的原则、纪律、要求等，用实际行动履行他在回国时的庄严承诺。

（一）深刻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也是党的法宝。钱学森对自己的批评真可谓毫不留情、思想交底。他在后来揭示旅美岁月时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时期，1942年以前是比较老实的学生和研究员，也是我刻苦钻研的时间。到1942年一方面我研究有了些成绩，也教了些学生，自命已经可以出而问世；另一方面也真有问世的机会，也就是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中国人可以参加有机密性的工作。我原在1937年就熟悉马林那（纳）。此人是对火箭有兴趣的，我们当时就开始了极小规模的火箭研究。大约在1939年美国空军开始支持火箭研究，我因是中国人，未能参观马林那（纳）所主持的火箭研究。但在1942年美国军部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的技术训练班，我为教员之一，与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有了接触，后来美军中导弹及火箭的军官有不少是当时的学生。这一连串的事情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我开始把我是中国人这一点模糊起来。我以为我在美国吃得开，能够发展下去，成为科学技术界的威权！做一个有影响的大人物。”他在对比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以及五院的工作时说：“我不止一次向张劲夫说过五院工作，我感到吃力，不如力学所工作那么在行，我检讨起来有一个问题：力学所我能基本上掌握，在业务上我的意见有分量；而五院业务范围广，我能掌握的只是一小部分，必须同其他同志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好，我的意见不那么显著。这是不是好为人师而不能同舟共济呢？如果有一点这个味道，那也是个人主义，非常危险！”

（二）牢固树立宗旨意识

人民在钱学森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他在1955年9月17日离美回国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要用自己的知识，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钱学森回国后，他身体力行，严格践行这一诺言。回国不久，他立即接受中央委任，领导中国航天事业，经过几年奋斗，实现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让中国人的腰杆硬起来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钱学森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心里永远藏着人民。他经常教导身边的同志：“要树立人民的观念。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本事，就是能用通俗的语言向人民（包括领导）讲解你的专业知识。只有向人民宣传，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面对荣誉与国际上的特殊奖励，他谦逊但非常认真地说：“我自己只是沧海一粟，伟大的是党和人民。”他还说：“一个人的工作是不是够得上‘世界级’，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定的，而是需要人民最后评定的。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三）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994年1月3日，当钱学森看到报纸上有关个人所得税的报道后，立即用一张废旧的全国政协便笺写道：“涂元季同志，我大概应交个人所得税，请为我打听一下，如何上交法。麻烦您了。钱学森，1994.1.3。”涂元季看到钱学森的便笺后，便立即打电话，询问财务和人事干部部门。从国防科工委的财务处和干部部，一直问到总政干部部，所得答复大致相同，即中央确实在考虑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新闻媒体上也有一些报道。但交个人所得税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交纳等，当时尚无具体规定下发，钱学森提出的问题他们还答复不了。不过他们请他老人家放心，一旦有了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一定会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告知他。涂元季随即去钱学森家报告查询的情况，钱学森听后表示：“那就再等一等吧，不过我要提请你注意，我们千万不要违法呀！”

1997年3月26日，中国共产党国防科工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政治部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联合下发《关于贯彻执行礼品登记、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等规定的通知》。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要对收受礼品、个人收入以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报告。在其他事项这一条专门有这样一条：“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钱学森看了这份文件后，在“定居”二字上专门标注了下划线，还责成秘书涂元季了解一下女儿钱永真的情况是否属于上报范围。钱永真于80年代中期随爱人前往美国。涂元季得到钱学森意见后，立即请示了国防科工委办公厅政治协理员，得到的答复是：“如钱永真持了‘绿卡’，就需要申报。没持‘绿卡’的，不属于‘定居’，不在申报之列。”随后，涂元季就和钱学森夫人蒋英教授核实钱永真是否持有“绿卡”，蒋英说：“钱永真并未持有‘绿卡’。”按照文件规定，钱永真不在申报范围之内。4月24日，涂元季就把事情的经过以及了解的情况向钱学森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这样钱学森才放心。

还有两则钱学森严格要求自己的事例。1993年中华养生文化庄园想给钱学森立功德碑，塑半身像，还赠送别墅一套。钱学森得知后，去信说：“立功德碑和塑半身像，这只能为已去世的人才相宜，还活着的人怎能最后定其功德？又怎能塑像？所以功德碑和塑像的对象，在国防科学技术应是钱三强、邓稼先等人。我现在行动不便，给我一套远在广东的别墅我也去不了，我不会去。还是别人接受别墅为好。”1996年2月4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椿年副主任来家中看望钱学森，将新加坡潘受先生的楹联装裱好后送来。钱学森认为，装裱费由办公厅特别安排，应该是由公家出资协助装裱的。当天，钱学森写便笺给涂元季：“今天下午沈椿年副主任来寓送的新加坡潘受先生写的楹联，说是交办公厅王副主任裱好后交给我的。那我想这裱装费该由我付，不能让公家出。请您向王兆琪同志说明，并从‘金库’（笔者注：钱学森稿费等）中取钱交付。”涂元季收到便笺后，就打电话给王兆琪副主任并将便笺转给他。2月6日，王兆琪给涂元季写了一份书面说明意见：“请您报告钱老，潘受老先生写的楹联是由咱们办公厅档案馆田春兰同志自己裱糊的，没有花钱，请钱老放心，但我会转达钱老的这番情意。拜读钱老给您的信，我很有感触，真是感慨很深！钱老对自己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值得我好好学习，这还使我想起前几年咱们为他老人家送生日花篮而使钱老不安的事。”

（四）活到老，学到老，前进到老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退出国防一线后，按照常理，他可以安度晚年。但是他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努力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984年他在整党发言中这样说：“我现在还是争取更多的时间！要有更多的读书时间，才能使我这样一个人能为党多做一些工作。恳请党组织谅解我的心情，批准我这样做，不要安排我去做‘出头露面’的事或其他非实质性的工作。我回到祖国已29年，我不会再有29年了。”

钱学森始终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以科学家的使命、担当和责任，不断创新，勇于开拓。他利用领导和组织中国航天具体实践中所总结的航天系统工程思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形成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思考将其运用到现代大科学上来；他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哲学命题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毋庸讳言，传统的学科分类是以研究对象来划分的，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自然界已远远超出原来的范畴，世界万物已呈现一体化态势，系统、全面、整体地考虑问题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钱学森开始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科学因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区分为各门学科，但研究的对象其实是同一的，即整个客观世界。针对钱学森的现代科技体系思想，国内一些著名哲学家如黄楠森、黄顺基等，认为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钱学森的现 代科学技术体系，内涵非常丰富，从横向看，不仅包括人类所有的知识（钱学 森将其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 学、军事科学、建筑科学等十一个大部类），而且也包括未纳入人类知识的经 验或潜知识等；从纵向看，主要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最后贯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利用他宏大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全新的视角思考大科学问题，几乎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所有学科门类及学科中 的很多领域都有涉猎，甚至研究精深，在部分学科门类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 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

钱学森晚年的科学探索以及科学思想，他本人特别看重，也更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钱学森的很多思想，如系统工程思想、综合集成思想、总体设计部思想、地理建设思想、产业革命思想已在国民经济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治理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曾经对研究合作者这样说：“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

钱学森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奋进的一生，创新的一生”。他从一名普通群众成长为共产党员，实现了人生的一次巨大的政治转变，随后成为我们党的坚定信仰者。钱学森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技和教育事业。从回国初努力促进国防科学技术的提升，到改革开放后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再到20世纪末聚焦下一世纪东方中国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所有这些都源于钱学森对党、对国家、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推荐人：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部长，研究馆员 张现民

推荐理由：信仰是灯塔，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信仰是力量，激发我们奋进的勇气。钱学森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和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践行他的庄严承诺：“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面对荣誉和地位，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让我们共同走进共产党员钱学森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