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泛着旧墨香的《敦煌守护人》里，我与樊锦诗女士的相遇，像月牙泉的一泓清水，轻轻漫过心间，沉淀出关于坚守与传承的绵长回响。
那是个飘着桂香的秋夜，我偶然翻开书页，“1963年，24岁的樊锦诗背着行囊，从繁华的上海来到黄沙漫卷的敦煌”——这行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通往大漠的门。书中写她初到莫高窟时的场景：土坯房漏风，夜里能听见风沙打在窗棂上的声响；喝的水带着沙粒，咽下去时总硌得喉咙发疼；最苦的是洞窟里的工作，没有电灯，她就举着手电筒，鼻尖几乎贴着壁画，一笔一画记录纹样，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出来时满身都是壁画掉落的粉末，连睫毛上都沾着沙尘。可照片里的她，眼里却亮着光，仿佛洞窟里的千年壁画，正悄悄在她眼底流转。
最让我心头发热的，是她与敦煌的“生死之约”。20世纪90年代，莫高窟壁画开始出现大面积起甲、剥落，樊锦诗急得满嘴起疱。为了给壁画“治病”，她带着团队四处奔走，白天在洞窟里观察病害，晚上在油灯下查资料、写方案，甚至拖着病体去北京求援。有人劝她：“你一个女人，何必这么拼？”她却指着壁画上的飞天说：“这些千年的宝贝，要是在我们手里坏了，怎么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后人？”后来她推动“数字敦煌”项目，为了让每一个像素都精准，她陪着技术人员在洞窟里反复调试设备，有时为了一个细节，要在昏暗的洞窟里待上整整一周。当第一批数字壁画在网上发布，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云游”莫高窟时，她站在九层楼前，望着漫天黄沙，悄悄抹了抹眼角——那是我在书中看到的，她最柔软的一个瞬间。
我渐渐拼凑出她“藏在风沙里的日常”：她很少买新衣服，衣柜里最常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她把大部分工资都捐给了敦煌研究院，自己却连一块像样的手表都没有；女儿小时候埋怨她“总不回家”，她就把女儿接到敦煌，带着她在洞窟里看壁画，轻声说“你看，这些飞天姐姐，也是妈妈的孩子”。有一年春节，她留在莫高窟值班，大年初一早上，她提着开水壶，给守窟的老工人拜年，在沙丘上和大家一起吃饺子，风沙吹进碗里，她笑着挑出来，说“这是敦煌给我们的压岁钱”。这些细节像莫高窟的彩塑，一点点在我心里立起一个鲜活的樊锦诗——她不是遥不可及的人，而是把自己活成了莫高窟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守护者。
这场纸上的相遇，像一束光，照进了我曾迷茫的日子。有次我为了一份历史报告熬夜查资料，困得直打盹，想起樊锦诗举着手电筒在洞窟里记录的模样，突然就有了精神；去年去博物馆看敦煌特展，站在复制的“飞天”壁画前，我仿佛能看见她俯身研究的身影，那一刻突然懂了：所谓“传承”，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像她这样，把一件事、一辈子，慢慢熬成千年的光。
如今再翻起那本书，书页间仿佛还飘着敦煌的风沙。樊锦诗女士
的故事，早已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悄悄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愿我们都能像她那样，找到值得坚守的“敦煌”，哪怕风沙漫天，也能守住心里的那片光亮。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西城学校八（1）班 李雨芮
编辑：高富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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